【摘要】移動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加劇了“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影響了人們的理性判斷，使社會共識構建的路徑變得異常復雜和困難。而有效的知識生產、知識傳播與知識賦能可以提高人們的認知能力，是構建社會共識、進而形成社會凝聚力的底層邏輯。知識動員更加契合“風險社會”中共識生產與社會協作的要求，是促進社會共識的新路徑，也是社會動員與社會治理的新模式。厘清知識動員的內涵特征、邏輯機制與實現路徑，有助于促進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共識、推進大規(guī)模的社會協作。

【關鍵詞】移動社交媒體 知識動員 社會共識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移動社交媒體的廣泛應用加劇了“風險社會”的不確定性，影響了社會共識的凝聚。特別是在重大突發(fā)事件等爆發(fā)時，總是面臨著真相與謠言賽跑、理性與非理性博弈、贊美與怨懟交疊等問題，裹挾于其中的巨大不確定因素限制了人們的認知能力，個體像黑夜中航行的扁舟，產生無助、失控、驚恐的情緒，從而影響了人們的理性判斷，可能引發(fā)一系列不可預料的“次生危機”。在這個過程中，有效的知識生產、知識傳播與知識賦能可以提高人們的認知能力，是幫助人們穿越信息迷霧、在黑暗中找到方向的“燈塔”，是構建社會共識進而形成社會凝聚力、戰(zhàn)勝危機的底層邏輯。如何實現知識對社會共識和社會協作的賦能是一個亟待研究的問題。

泛在連接與信息繭房：移動社交媒體中社會共識的“二重性”

移動社交媒體使社會共識的形成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兩難境地，一方面，泛在連接形成了超越地理區(qū)隔的新的共識空間，為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共識提供了基礎；另一方面，其所構建的“信息繭房”也極易形成新的群體區(qū)隔，阻礙社會共識的形成。因此，深入反思移動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中社會共識形成的邏輯基礎及其本質特性具有重要的意義。

泛在連接創(chuàng)造了新的共識空間。移動社交媒體為人們創(chuàng)造了新的交往空間，特別是5G、VR、AR技術的普及，將人們的交往方式由“在線”變成了“在場”，人與人之間構建起無時不在、無處不有的泛在連接。這種新的交往空間打破了以傳統地理區(qū)隔為基礎的社會群體構型，正在形成超越地理空間的趣緣群體、價值群體、文化群體等。這些新的社會群體與以往基于地理區(qū)隔所形成的社會群體相比，具有極大的不穩(wěn)定性，其群體邊界模糊，群體內的主體間共識也處于不斷的流變過程中。但同時，由于人們能夠超越地理區(qū)隔實現實時交流，交往變得更廣泛、更頻繁，這增加了在更廣泛空間構建社會共識的可能性。特別是當現代文明所構建的“風險社會”①使全球面臨著一系列諸如環(huán)境污染、病毒大規(guī)模擴散、基因倫理等威脅人類生存的危機時，更需要形成超越傳統地理區(qū)隔的新的共識，并基于這種新的共識構建起“人類命運共同體”，在這樣一個新的人類生存空間中，共識的內涵、要素、形成規(guī)則以及演化機制都需要被重新定義。

信息繭房加大了群體間的共識藩籬。移動社交媒體小屏化的閱讀習慣、客戶端的入口之爭、極致化的用戶體驗以及超黏性的留存目標等特征，使得推薦算法得到普遍應用。推薦算法在極大優(yōu)化了人們使用體驗的同時，也壓縮了人們接觸到異質信息的機會，使人們容易被卷入單向度的“信息繭房”。人們被包裹在同質化的信息和觀點中，個體的既有認知結構和價值取向被不斷強化，“信息繭房”間的認知藩籬日益增加，人們對不同觀點的包容度和公共討論的能力有所下降。然而，現代“風險社會”是一種超時空的高度復雜的協作關系網絡，其有效運轉依靠的是人們在具有基本共識的基礎上形成最廣泛、最包容的公共討論能力。傳統大眾媒體通過議程設置形成媒介儀式，進而使公共討論獲得相對固定的發(fā)生時間和空間，培養(yǎng)了人們的基本共識和公共討論的能力，這是現代風險社會有效防御風險、應對危機的前提。但推薦算法所形成的信息繭房正在削弱這種公共討論空間。看似更加人性化的良好體驗，實際上卻削弱了人們在爭議性問題上的公共討論、達成共識的能力。

社會共識的“二重性”與構建維度。移動社交媒體對社會共識的影響具有“二重性”，它既為新的社會共識形成提供了新的連接基礎；也更容易導致新的社會區(qū)隔，會對社會共識形成阻礙。這種矛盾使得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下社會共識形成的環(huán)境變得異常復雜。同時，社會共識本身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社會共識是實現“風險社會”超復雜系統協同運作的基礎，為應對全球風險、解決爭議、化解危機提供認知保障；另一方面，缺乏理性思考和批判精神的共識可能會形成新的集體無意識，引發(fā)盲從和群體極化。面對這種兩難的問題，社會共識構建的路徑變得異常復雜。移動社交媒體環(huán)境下的社會共識具有多態(tài)性和多維性：其一，共識的狀態(tài)是相對的，其程度在完全共識到完全分歧之間形成一個譜系，共識度是這個譜系中的一個值，具有一定的彈性。其二，共識具有多個維度，從底層到頂層分別是信念共識、程序共識和話題共識。不同層面共識的彈性不同：信念上的共識彈性低，其共識度要高、穩(wěn)定性要強，因為它是共同體成員身份認同的基礎；程序共識需要由不同利益主體協商構建，由行政、司法、執(zhí)法等公權力機關保障，因此其在一定范圍、時間內要保持穩(wěn)定性；話題共識彈性高，也并非必要，有時分歧反而能夠引起爭鳴、討論和對話，起到減少使用暴力來解決社會矛盾的作用。對此，應強化信念共識、健全程序共識、寬待話題分歧。

知識動員：構建社會共識的新路向

社會共識本質上來自人的認知：個體之間認知的同質化部分構成了集體認知，集體認知即是社會共識；而知識是構建認知的基本要素，知識不但影響著個體認知的形成，而且影響著集體認知的形成，被成員普遍接受的規(guī)范化公共知識建構了集體認知，進而形成了社會共識?；谶@樣一個邏輯，通過知識動員的方式構建社會共識具有極強的可行性與必要性。

知識動員的內涵與特征。知識動員并沒有統一公認的定義，不同領域對其有著不同的定義，但這些定義均認為：知識動員由知識生產、使用、中介三個功能部分構成，這三個部分在一定的社會語境中交互作用，形成了知識動員活動②?？梢姡R動員是多要素構成的一個系統，在系統內部，知識生產者、知識使用者、知識傳播者各要素之間相互作用，形成一個“三螺旋”的動態(tài)互構狀態(tài)，催生新的知識創(chuàng)生，實現知識增值、傳播擴散、轉移、消費與使用；在系統外部，知識動員系統像一個齒輪嵌入整個社會系統中，成為新的社會動員與社會協作的驅動力，在實現知識的外化、序化、內化、社會化的過程中，催生新的社會構型。

知識動員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導向性。知識動員不是隨機交互，而是基于一定的目標，按照一定的規(guī)劃和任務導向，實現知識生產與使用的價值最大化。二是協同性。知識動員是一種群體性的社會參與活動，通過一定的激勵機制，而非強制措施，引導個體自發(fā)形成知識協作行動。三是中介性。知識動員搭建了宏觀行為與微觀行為的橋梁，既有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也有自下而上的自組織涌現行為，通過“有設計的動員”實現“有目標的治理”。四是知識性。盡管知識動員也是社會動員的一種方式，但它與一般的社會動員不同，它不是通過社會運動的方式來實現，而更依賴于知識傳播的方式來實現。知識動員的載體是“知識”，通過知識生產和知識傳播來改變人的認知，實現“個體知識—集體知識—集體行動”的轉化。因此，知識動員不是自上而下的社會運動，而是自下而上的社會協作，知識動員盡管是有目標的，但個體之間的交互行為是平等的，任務目標通過自發(fā)、自覺、自動的“涌現”的方式實現。

知識動員推動“風險社會”中的共識形成。“風險社會”中的最突出問題是具有不同文化、思維、知識的人如何實現協作與共存，如何在異質情境下達成共識。知識動員通過消解“偏見”構建起具有普遍性和共享性的知識，從而推動共識的形成。舍勒指出人類社會中存在著大量的不具備普遍性的“偽知識”，這種知識實質上就是“偏見”③。正是這些以知識為名義的“偏見”成為共識形成的最大障礙。因為它不像謠言那樣極易被戳破，在一定范圍內具有穩(wěn)定性、合理性和適用性，因此，也極具迷惑性，讓置身于這些“傳統”中的人們很難識別其真?zhèn)?。知識動員通過有目的的知識生產任務和知識傳播活動，將更多具有不同“傳統”的人卷入知識協作過程中，首先，幫助人們識別出差異性知識的本質，分辨出哪些是由“偏見”構成的“偽知識”，哪些是由于分工所形成的專業(yè)知識。其次，通過促進知識傳播，降低“傳統”對個人的影響，提升理性知識在個人認知中的比重，增強對話、理解和包容，減少“偏見”。最后，通過知識共享和知識組織，促進不同專業(yè)知識的協作，這樣就形成了從認知上的共識到行為上的協作這一過程的轉化。

知識動員構建新的社會協作方式。知識動員通過知識融合與意義建構，為社會大規(guī)模協作奠定底層的認知基礎，推進社會群體共識向社會協作演化。一方面，知識動員促進了知識的融合。社會大規(guī)模協作過程所需要的知識不僅是各領域、各學科的專業(yè)知識，也包括來自實踐的經驗知識以及那種認知論無法涵蓋、無法表達的默會知識。這些知識相互作用，共同形成集體協作的行動基礎。這些不同類型的知識融合在一起，為社會協作提供新的認知基礎。另一方面，知識動員創(chuàng)造了平等的社會協作環(huán)境。在現代社會中，知識即是權力，知識生產者通過知識的定義權和解釋權享有了無形的權力。知識動員強調合作行動，在這個過程中，知識的生產、傳播和利用在行動者共同的意義建構中形成，其邏輯起點是要求把行動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溝通、協商、合作成為知識存在的載體，擺脫了自上而下的知識壟斷與知識霸權。在這里，知識不僅包括實現行動的專業(yè)知識，還包括實現意義建構、促成合作的行動知識，而后者是形成“共識”的知識。因此，知識動員與社會共識形成是“二位一體”、相互生成的。

社會共識生產：基于知識動員的實現機制

知識動員作為社會動員的一種形式，其實現方式包括社會動員常用的宣傳、參與、激勵等方式，但知識動員比一般的社會動員更強調知識的生產與傳播，這更加契合“風險社會”中共識生產與社會協作的要求，因為消除“風險社會”不確定因素、塑造理性認知的根本動力來自“知識”；同時，移動社交媒體所塑造的跨地域、跨文化的交往空間，也讓傳統的社會動員方式顯得難以勝任，傳統的社會動員更依賴于具有共同文化基礎的社會共同體，而知識動員可以在不同文化基礎的群體中推動，更適應“風險社會”中大規(guī)模協作的訴求。因此，知識動員是社會動員與社會治理新模式，厘清知識動員的核心要素、底層邏輯與實現機制，是保證知識動員有效落實的首要任務。

社會共識生產中知識動員的核心要素。社會共識生產中的知識動員包括三個核心要素：一是“空間”，即知識動員的集體行動場域。移動社交媒體中的知識動員場域是由有著共同合作訴求的個體所構建的關系網絡，其形式可以是有邊界的虛擬社區(qū)，也可以是開放的網絡社群。這個虛擬空間與一般的虛擬社區(qū)和網絡社群的不同之處是：其成員具有共同的訴求和價值觀，其形成的目的是解決顯性或隱性問題，其形塑的底層關系是知識的連接，其成員之間是平等和互構的，這個空間構建了一個基于知識的公共領域，在這個公共領域中形成交流、信任、分享、學習的良性循環(huán)④。二是“知識”，包括揭示原理和規(guī)則的理論知識、指導實際應用的實踐知識、實現集體協作的行動知識、規(guī)劃任務實施的策略知識、有待開發(fā)的隱性知識、不言自明的默會知識、標記知識屬性的“元知識”等。這些多樣化的知識彌漫在知識動員空間中，影響著社會成員的認知，是社會共識生產的關鍵要素。三是“行動”，即人與人、人與媒介、人與平臺之間的有目的的交互作用，包括交流、分享、學習、合作、討論、反饋、評論、規(guī)劃、執(zhí)行等。如果說“空間”是靜態(tài)關系的凝結，那么“行動”則是動態(tài)關系的體現，在知識動員中起到催化的作用。通過“行動”將多樣化的知識融合，并形成被所有群體成員認同的集體知識，從而構建起社會共識。

從個人理念到集體行動：知識動員的實現邏輯。知識動員的實質是要將個體的知識和理念轉化為集體的知識和理念（即社會共識），并進一步實現集體行動。借鑒SECI模型⑤，這個過程包含外化、極化、內化、同化四個過程：“外化”是個人在社交媒體中將理念、經驗、體會等隱性知識通過人際溝通、討論、分享、發(fā)文等方式進行顯性表達，這些表達受到多數人認同和接受后形成顯性化的集體知識，這是知識表達和知識生產的過程。“極化”是集體知識轉化為集體行動的過程。集體知識解決了個體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通過集體知識，每個個體都充分了解他人的行動知識，減少了個體由于信息不對稱產生的風險感知，個體意愿極易形成集體意愿，集體意愿在一定的外力推動下，并由于信息級聯的作用，形成了群體“極化”現象，當“極化”超越一定閾值時，便產生了集體行動。“內化”是個體將集體知識消化和吸收的過程。隨著知識流動和傳播加快，集體知識得到進一步擴散，并更加具有結構化、穩(wěn)定性和普遍性。個體通過知識傳播和學習，顯性的集體知識再次變成個人的隱性知識。“同化”是個體之間溝通交互、模仿追隨進而實現隱性知識傳播的過程。個人的隱性知識、默會知識在人與人的交流互動中得到傳遞，使每個個體的知識得到增加。這又促進了個體知識的“外化”表達，再次生產出新的集體知識，形成社會共識，為新的集體行動和協作奠定基礎。

知識動員在共識生產中的實現機制。知識動員實現機制包括轉化機制、激勵機制和評價機制三個方面。首先，建立“個人知識—集體知識—集體行動”的轉化機制。依托社交媒體平臺構建知識社區(qū)或網絡社群，為知識共享、知識融合和群體協作提供活動空間，形成知識轉化“場”。在這個轉化“場”中，通過議程設置為個體知識向集體知識的轉化提供靶向躍遷；通過知識挖掘與知識組織，將分散的碎片化知識系統化、有序化；通過推薦系統為個體提供精準、有用的知識，形塑個體的認知結構。其次，建立知識生產、知識分享、知識傳播和知識吸收的激勵機制。知識動員是平等、互利、共贏的自組織行為，為保證各個要素圍繞既定目標有效協作，需要建立一定的激勵機制，實現各要素之間產生自發(fā)、自動、積極、有效的合作行動，這些激勵機制包括榮譽機制、獎勵機制、競爭機制等，通過這些機制形成自我促進、自我管理、自我優(yōu)化、自我約束的行為規(guī)則。最后，建立實時監(jiān)測、即時反饋的評價機制。集體知識轉化為集體行動的過程是一個充滿風險的過程，任何負面情緒和消極態(tài)度都可能產生“蝴蝶效應”，形成巨大的破壞力。因此，這個過程應建立起動態(tài)監(jiān)測機制、即時反饋系統以及風險預測和預警機制，實時把握話題傳播情況、議題遷移趨勢和情感演化態(tài)勢；并建立起預案庫、知識庫，及時提供可供選擇的知識動員方案⑥。這些機制應超越社交媒體平臺的邊界，以任務目標為導向，營造一個泛在的知識動員空間，促進形成更廣泛的社會共識，為大規(guī)模社會協作和社會治理提供基礎。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教授）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國家應急管理體系建設研究專項“重大突發(fā)事件中知識傳播對社會共識的作用機制研究”（項目編號：20VYJ014）階段性成果】

【注釋】

①[德]烏爾里希·貝克著，何博聞譯：《風險社會》，南京：譯林出版社，2004年。

②Levin B. Mobilizing Research Knowledge in Education. London Review of Education，2011,(9).

③[德]馬克斯·舍勒著，艾彥譯：《知識社會學問題》,南京：譯林出版社，2012年。

④陳建華：《知識管理的新趨勢：確認和支持實踐社區(qū)》，《外國經濟與管理》，2001年第6期。

⑤Nonaka I, Takeuchi H. The Knowledge-Creating Company:How Japanese Companies Create the Dynamics of Innovatio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

⑥杜智濤、謝新洲：《利用灰色預測與模式識別方法構建網絡輿情預測與預警模型》，《圖書情報工作》，2013年第15期。

責編/李丹妮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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