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要準確把握百年變局的基本特點與發(fā)展要求，必須深刻認識自世界歷史形成以來世界舞臺中心角色變化的基本歷程、基本軌跡與基本邏輯?？v觀18世紀60年代至1914年間英國崛起與稱霸、一戰(zhàn)至今美國崛起與稱霸的基本軌跡，可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決定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主要因素，除了經濟與軍事實力、文化“軟實力”外，還包括教育、人才、科技因素，也包括政府管理效能、政治領導力因素。綜合考量上述因素，可列出一個具象化的綜合國力方程式，即綜合國力=（教育+人才）×（科技+產業(yè)）×（政府效能+軍事實力+政治領導力）×（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文明）。新時代要統(tǒng)籌好“兩個大局”，必須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發(fā)展趨勢和面臨的重大問題，保持戰(zhàn)略定力，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其中的關鍵，就在于堅持與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進一步建設教育強國、人才強國、科技強國。

【關鍵詞】世界舞臺中心角色 大國崛起 歷史邏輯 百年變局

【中圖分類號】D50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19.002

劉紅凜，復旦大學特聘教授，復旦大學黨的建設研究院院長、黨內法規(guī)研究中心主任、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導，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為黨的建設、黨內法規(guī)、政黨政治、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等。主要著作有《信息化時代的政黨重塑與黨的建設》《新時代黨的建設的理論與實踐創(chuàng)新研究》《政黨政治與政黨規(guī)范》《政黨關系和諧與政黨制度建設》等。

天下之勢不盛則衰，天下之治不進則退。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統(tǒng)籌把握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新時代是繼續(xù)奪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的時代、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時代、是逐步實現(xiàn)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時代、是奮力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也是我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不斷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時代”[1]。“兩個大局”重大戰(zhàn)略判斷擘畫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歷史方位、國際地位、顯著標志與發(fā)展坐標。

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看“兩個大局”，既能更加清晰地審視與規(guī)劃我國現(xiàn)代化建設藍圖，又能彰顯出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視野。這要求我們，新時代的管黨治黨、治國理政、內政外交等都必須深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特點與發(fā)展趨勢。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與歷史經驗都充分說明，孤立地、靜止地、片面地、零散地看問題，很容易因主觀主義而得出片面乃至錯誤判斷，“在實際工作中不可能有好的效果”[2]。要準確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特點與發(fā)展趨勢，必須深刻認識自世界歷史形成以來世界舞臺中心角色變化的基本歷程、基本軌跡、基本變量與基本邏輯。只有從歷史長周期，在世界舞臺中心角色歷史變換的比較思考中，才能深刻揭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基本特征與時代挑戰(zhàn)。

世界舞臺中心角色的歷史變換：基本概念與基本軌跡

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tài)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3]進一步而言，世界市場使商業(yè)、航海業(yè)、陸路交通等得到了巨大發(fā)展，“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4]；只有形成世界市場和世界歷史之后，才能逐漸形成世界舞臺中心及其主導國的角色地位。所謂世界舞臺中心，即世界權力中心，主要是由舞臺中心的主導國實力與“舞臺區(qū)域”相關國家的綜合實力所決定的。有學者指出，一個地區(qū)要成為世界權力中心，該地區(qū)必須包括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國家，即“有一個或幾個國家具備世界級的物質力量和文化力量，并成為世界其他國家所模仿的樣板”[5]。從歷史上看，世界舞臺中心或曰世界權力中心，既是世界上最具朝氣、蓬勃發(fā)展的區(qū)域，也是群雄逐鹿、國際矛盾最為集中的區(qū)域。這里所言的國家實力是指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人們經常所言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等“硬實力”、文化“軟實力”，還應該包括教育、人才、科技等基本實力，也應該包括政府效能與政治能力等“關鍵性干預變量”，有學者甚至將政治領導力視為“操作性實力”[6]。

從現(xiàn)代世界發(fā)展看，自資本主義推動的“世界市場”與世界歷史形成以來，歐洲一度并且長期成為世界舞臺中心，英國、美國先后成為世界舞臺中心的主導國乃至“霸權國”。其中，自18世紀60年代第一次工業(yè)革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在這150年間，英國依靠蒸汽機等工業(yè)技術開發(fā)、工廠制度創(chuàng)設等，不僅成為而且長期位居世界舞臺中心主導國與“霸權國”地位，其綜合實力長期位居世界第一并主導著國際規(guī)范的制定。1851年，英國舉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國際工業(yè)博覽會（亦稱“水晶宮”國際工業(yè)博覽會），標志著英國成為“世界工廠”、比較優(yōu)勢達到歷史頂峰，正如《劍橋歐洲經濟史（第6卷）》中所描述：這個小小的島國以其只有法國一半的人口竟然生產出了世界2／3的煤炭、一半以上的鐵和棉布，其主要商品在世界市場上均居于支配地位，其人均收入與生活水平也比其他的鄰國要高出不少，“在佛蘭芒人或者法國人穿木底鞋時，英國人已經要求穿皮鞋了。在英國人穿毛料服裝的場合，法國小農或者德國小農往往縮在亞麻服裝中打顫。”[7]簡言之，英國工業(yè)生產與工廠制度無可置疑地成為當時“工業(yè)的優(yōu)點和成就的真正楷模——對于有些國家來說，它是提供效仿和超越的速度確定者；對于另外一些國家來說，它又是一個超級經濟霸主……所有國家都來觀察這個國家、訪問這個國家并努力學習這個國家。”[8]即使到20世紀初，英國已經難以獨霸海洋、獨霸世界，但依然擁有無可爭辯的優(yōu)勢地位。1902年，英國的輪船總噸位幾乎比德國、美國、挪威、法國、意大利和荷蘭等國的輪船噸位總和還多1／3；[9]在1902～1911年間，英國的軍費開支在全世界依然最大，緊隨其后的俄、德、法的軍費只相當于英國的2／3，奧匈帝國與意大利的軍費不及英國一半，美國、日本當時的軍費還遠不能與英國相比[10]。在18世紀60年代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之前的一百多年間，“世界上只有一個領導者，那就是英國，其他國家都是追隨者。”[11]盡管當時德國、法國、美國等都在學習英國、模仿英國、試圖趕超英國，但學習模仿并未帶來真正的超越。

自第二次工業(yè)革命（19世紀60年代后期開始）、人類社會進入“電氣時代”以后，英國的世界舞臺中心主導國與“霸權國”地位開始動搖。1914年，美國最終超越英國而成為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經濟實力超群的國家。從1914年至今，在這一百多年內，美國始終位居世界舞臺中心、是世界舞臺中心的主導國與“霸權國”，并長期主導著國際規(guī)范的制定。盡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美國、蘇聯(lián)成為世界上兩大“超級大國”；在冷戰(zhàn)時期，美蘇一度共同主導國際規(guī)范、奉行雙重標準，[12]但美國始終不失為世界頭號強國；冷戰(zhàn)結束以后，美國獨霸世界、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從美國的崛起與霸權之路看，自1775～1783年美國獨立戰(zhàn)爭勝利以后，經過近80年的發(fā)展，美國于1860年基本確立了工業(yè)化國家地位、成為當時世界上的第二制造業(yè)大國；但在這一歷史時期，美國的制造業(yè)還是主要以消費品、資源性制造業(yè)為主。經過半個世紀的發(fā)展與擴張，1914年美國最終超越英國，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其農業(yè)產出、制造業(yè)產出、軍事力量等均躍居世界首位。在這半個世紀中，美國之所以能夠超越英國，其關鍵性、決定性因素就在于1865年南北戰(zhàn)爭以后美國的制造業(yè)結構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走出了一條與英國工業(yè)技術開發(fā)、工廠制度等明顯不同的工業(yè)化“新路”，即通過鋼鐵制造業(yè)（先進制造業(yè)）等資本品制造業(yè)的強勁發(fā)展，使美國成為世界工業(yè)的“領頭羊”。按制造業(yè)產出計算，到1914年為止，美國擁有世界上40%的制造能力。[13]

影響世界舞臺中心角色變換的深層因素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發(fā)生在英國，為什么英國能夠引領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成為綜合實力位居世界第一并在蒸汽時代長期位居世界舞臺中心的主導國與“霸權國”？在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以后，為什么美國能夠超越英國、綜合實力躍居世界第一并成為長期位居世界舞臺中心的主導國與“霸權國”？這其中最直接、最關鍵的原因，就是科學技術革命。從近現(xiàn)代人類社會發(fā)展來看，哪一個國家能夠引領科技革命，哪一個國家的生產力就會得到快速發(fā)展、就會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因為從根本上看，先進的生產工具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水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與經濟發(fā)展。

就英國而言，第一次工業(yè)革命之所以發(fā)生在英國并使其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就是因為自16至19世紀中葉開始，英國現(xiàn)代科學技術發(fā)展領先于世界，比如，人們所熟知的牛頓力學與光學、瓦特發(fā)明蒸汽機，等等。其中，蒸汽機的發(fā)明乃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一次工業(yè)革命的顯著標志；蒸汽機的廣泛應用使機器生產代替了手工生產、無生命的動力資源替代了生命動力資源、大規(guī)模工廠化生產代替了個體工場，并導致“工廠制度”這一新的生產方式的產生[14]。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一次工業(yè)革命開辟了一個新的時代，極大地提升了科學理性、改進了生產工具、提高了生產率，不僅使英國的勞動生產率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長、極大地促進了英國經濟發(fā)展，而且，“它改變了國內、國家之間以及文明之間政治力量的平衡”，[15]使英國在蒸汽時代一度成為世界頭號強國。對于這一點，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明確指出：“科學和實踐結合的結果就是英國的社會革命”，[16]“只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學為直接的生產過程服務，同時，生產的發(fā)展反過來又為從理論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17]。直到19世紀、20世紀之交發(fā)生了第二次科技革命，電力工業(yè)和馬達工業(yè)、有機化學和合成工業(yè)、內燃機和汽車設備、精密制造和裝配線生產等一系列重大技術進步開辟了新的生產技術與投資機會以后，世界經濟格局才開始改變[18]。

第二次科技革命開始實現(xiàn)科學、技術、生產的密切結合，其直接后果就是導致了第二次產業(yè)革命，使人類社會進入電氣時代。經過第二次科技革命，美國的科學技術開始領先于世界，并極大地推進了美國生產方式變革、制造業(yè)大發(fā)展、生產效率顯著提升。同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時英國的發(fā)展路徑有所不同，美國制造業(yè)的成功與經濟騰飛“并不是通過壓低生產要素的價格使其低于競爭對手的水平，而是通過大幅度提高生產率來彌補這些工資和利息水平的差距”[19]；充足的技術蓄積、勞動生產率的不斷提高、勞動節(jié)約型的創(chuàng)新發(fā)展等可謂是這一時期美國制造業(yè)成功、經濟快速發(fā)展的三大決定性因素[20]。肇始于20世紀40、50年代的第三次科技革命，以能源革命、電子技術與自動化革命為標志，開始實現(xiàn)科學、技術、生產的一體化，科學技術真正成為第一生產力，其直接社會后果是帶來了第三次產業(yè)革命、使人類社會進入信息時代。在第三次科技革命與工業(yè)革命中，美國的科學技術依然領先于世界。

然而，科技革命從來都不是自發(fā)進行的。人們不禁要進一步追問，為什么英國能夠引領第一次科技革命、比其他國家更早更快地開發(fā)運用新技術？在第二次、第三次科技革命中，為什么美國能夠超越英國并持續(xù)引領科技創(chuàng)新？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才培養(yǎng)與高等教育問題。其中，就英國而言，之所以能夠引領第一次科技革命、第一次工業(yè)革命，一個直接原因就在于當時英國具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人才優(yōu)勢，除了前文所言的牛頓、瓦特等科學家與發(fā)明家外，甚至連普通的風車木匠通常也是“一個相當棒的數(shù)學家，知道一些幾何、水平儀以及測量方面的知識，有時他還擁有相當豐富的應用數(shù)學知識。他可以計算出機器的速率、能量與功率；可以畫出計劃圖和分圖……”[21]。對后來居上的美國而言，也是如此，美國不僅培養(yǎng)造就大批本國人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還從德國瘋狂搶奪了一大批頂級科學家。二戰(zhàn)以后，美國長期不斷地從世界各國網羅人才。人才強國的道理，已經被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時期的英國崛起、第二次工業(yè)革命以后美國的崛起所充分證明。

進一步而言，為什么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時期的英國、第二次工業(yè)革命后的美國能造就一批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先進人才？這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教育先行，尤其是提高高等教育的質量與水平。比如，在16～18世紀，英國高等教育領先于世界，牛津大學、劍橋大學一度成為世界高等教育的典型代表。就每年招生的學生數(shù)量而言，當時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明顯高于其他國家的大學，兩校年度注冊學生人數(shù)1590～1599年間為721人、1600～1609年間為771人、1610～1619年間為854人、1620～1629年間為913人、1630～1639年間為996人[22]。在教育內容方面，當時的英國高等教育除了設有傳統(tǒng)的“四學院”（即藝學、醫(yī)學、法學、神學）外，還率先將科學、現(xiàn)代法學等納入大學教育，極大地推進了現(xiàn)代科技人才培養(yǎng)。前文所言的牛頓、瓦特等科學家，都接受過系統(tǒng)良好的教育，其中，牛頓1661～1665年間在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亞里士多德學說、現(xiàn)代哲學與現(xiàn)代科學；瓦特1757年進入格拉斯哥大學進行培訓與實驗。在這一歷史時期，英國先進的高等教育不僅造就了大批優(yōu)秀人才，而且使之在19世紀以前能夠保持高于歐洲其他國家的科技創(chuàng)新能力與技能水平。然而，18世紀中葉以后，隨著歐洲大學改革的多樣化，以職業(yè)技術教育（如橋梁與道路學校、工程學校、礦業(yè)學校等）為顯著特點的法國教育模式興起，英國的高等教育則開始出現(xiàn)停滯現(xiàn)象，這為英國后續(xù)發(fā)展的衰落埋下了伏筆。隨著職業(yè)教育、現(xiàn)代科學技術的進一步發(fā)展，在19世紀，以教學與研究相結合為顯著特點的德國教育模式曾經一度興起，德國高等教育一度蓬勃發(fā)展，在校大學生數(shù)量從1815年不足5千人發(fā)展壯大到1830年的15838人[23]。法國、德國高等教育的興起曾經促進了兩國的發(fā)展壯大乃至一度強大，然而，無論是16～17世紀的英國教育模式，還是18～19世紀的法國教育模式與德國教育模式，盡管不斷創(chuàng)新發(fā)展，但始終未能改變“精英主義教育”本質。

進入19世紀后半葉，世界高等教育進入多樣化、擴張化、專業(yè)化時期，[24]美國高等教育模式開始浮現(xiàn)、開啟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新道路。概括來說，堅持教學同研究相結合，堅持實用主義原則與大眾化路線，在傳統(tǒng)學科基礎上新增金融與商業(yè)學科（如1881年創(chuàng)建的沃頓商學院、1908年創(chuàng)建的哈佛商學院）等，[25]可謂美國高等教育模式的顯著特點。這一嶄新的高等教育模式促進了美國高等教育的大眾化與迅猛發(fā)展，美國在校大學生數(shù)量1800年左右只有1237人，1860年增長到32364人，[26]1900年則快速增長到近25萬人，1940年迅猛增長到近150萬人；同時，美國教育開始成為“美國社會的核心價值”，不僅將這個“不協(xié)調”的國家統(tǒng)一起來，而且為美國制造業(yè)發(fā)展、都市和工業(yè)社會建設提供了所需的大批人才與高素質企業(yè)家隊伍，進而造就了一個超越老牌歐洲國家的世界強國[27]。

另外，縱觀英國在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時期的崛起與世界稱霸之路、美國在一戰(zhàn)以后的崛起與世界稱霸之路，以及英美霸權地位在一戰(zhàn)前后的更替，還有三個影響因素不容忽視。一是相對安全的地緣環(huán)境，如在第一次工業(yè)革命時期，英國的島國地緣較少受到歐洲戰(zhàn)爭的干擾與破壞，可以和平穩(wěn)定地進行工業(yè)革命與發(fā)展經濟；美國遠在美洲大陸，不僅較少受到歐洲戰(zhàn)爭、一戰(zhàn)與二戰(zhàn)的干擾與破壞，而且還發(fā)了“戰(zhàn)爭財”。對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發(fā)展而言，沒有經濟安全、個人安全、政治安全等就難有預期，就難以持續(xù)穩(wěn)定地發(fā)展。二是無論英國還是美國，其崛起與世界霸權之路都具有對其他國家進行財富掠奪的鮮明色彩，英美的霸權史也是一部掠奪國際財富的歷史。三是穩(wěn)定的政治體制、有效的政府管理、高超的政治領導力不可或缺。對一個國家的科技革命、工業(yè)革命、經濟社會發(fā)展而言，穩(wěn)定的政治體制、有效的政府管理、高超的政治領導力等至關重要，可謂一個國家興旺發(fā)達的關鍵性變量，因為一個國家的經濟發(fā)展、政治安全、國家安全等責任均需由政黨政府來承擔[28]。

世界舞臺中心角色變換的歷史邏輯

縱觀18世紀60年代至1914年間英國崛起、位居世界舞臺中心主導國的一百多年，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至今美國崛起、成為世界舞臺中心主導國的一百多年，可得出一個基本結論，即決定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主要因素，除了人們通常所言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文化“軟實力”外，還包括教育、人才、科技因素，也包括政府管理效能、政治領導力等政治因素。就決定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各項要素之間的關系或內在邏輯而言，一個國家要想發(fā)展壯大，必須教育先行；只有具備高水平的教育，才能造就高素質的人才；只有具備高素質的人才，才能引領科技發(fā)展、推動科技創(chuàng)新；只有發(fā)展先進的科學技術，才能改進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提高生產率；只有提高生產率，才能提高一個國家的經濟實力；只有具備先進的制造業(yè)與雄厚的經濟實力，才能形成強大的軍事實力；而政府管理效能、政治領導力乃一個國家發(fā)展壯大的關鍵性變量。在上述邏輯關系中，盡管后者對前者具有反作用，但其因果關系、邏輯關系不可逆轉。

國內有學者曾經列出一個政治實力決定論的綜合國力方程式，即：

綜合國力=（軍事實力＋經濟實力＋文化實力）×政治實力[29]

借鑒列方程式思路，綜合考量影響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各種要素，我們也可列出更加具象化的綜合國力方程式，即：

綜合國力=（教育＋人才）×（科技＋產業(yè)）×（政府效能＋軍事實力＋政治領導力）×（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文明）

其中，“教育＋人才”可謂一個國家綜合實力的“孵化器”或曰“母機”，具有軟實力與硬實力“兼?zhèn)?rdquo;之特點；“科技＋產業(yè)”可謂一個國家經濟實力之基礎、硬實力之關鍵；“政府效能＋軍事實力＋政治領導力”屬于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范疇；“傳統(tǒng)文化＋現(xiàn)代文明”共同構成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比較而言，這一綜合國力方程式不僅具象化，而且更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觀點，概括說來，至少體現(xiàn)在三個方面。

第一，馬克思主義強調科學是“最高意義上的革命力量”[30]、“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31]，生產工具與生產方式代表生產力發(fā)展水平，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32]。第二，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33]。進一步而言，由科學技術所決定的生產方式與生產力、生產關系等共同構成一個國家的經濟基礎；而一個國家的上層建筑，既包括政黨、政權、政府、法制、軍隊、警察等全部國家機器、政治機構、政治制度等政治上層建筑，也包括意識形態(tài)、思想文化等思想上層建筑。對一個國家而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共同構成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結構。從這一角度來看，一個國家的軍事實力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以經濟實力為后盾的，軍事力量屬于上層建筑的一部分。第三，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不僅強調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具有反作用，而且也強調科學技術決定生產方式與生產力、新的生產方式與生產力催生新的科學技術，正如恩格斯所言：“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術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fā)展的”[34]，而“科學的發(fā)生和發(fā)展一開始就是由生產決定的”[35]。

正是基于教育與人才、科學技術與生產方式、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相輔相成關系、作用與反作用關系，我們將決定綜合國力的四大自變量之間的關系用“乘法”而非用“加法”，這樣也許更準確、更科學。

百年變局與中國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的發(fā)展要求

進入新世紀、邁進新時代，世界呈現(xiàn)出新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從概念的提出與使用看，2014年8月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七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中，習近平總書記針對軍事問題首次提出“大變局”概念，指出：“國際形勢正處在新的轉折點上，各種戰(zhàn)略力量加快分化組合，國際體系進入了加速演變和深刻調整的時期”，并將之稱為“前所未有的大變局”[36]，要求研究軍事問題首先要科學判斷世界發(fā)展大勢。2017年2月、8月，在國家安全工作座談會、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從國際秩序、國際形勢角度強調“大變局”。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接見駐外使節(jié)工作會議代表時明確提出“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概念，強調“放眼世界，我們面對的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37]。黨的十九大以后，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將“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新時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緊密聯(lián)系起來，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兩個大局”的基本內容，強調“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正處于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時期”[38]；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進一步凝練形成“兩個大局”完整表述，強調“全黨要統(tǒng)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fā)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征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zhàn)，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39]。“兩個大局”戰(zhàn)略判斷在習近平總書記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的講話中、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中得到進一步強化。

從根本上看，這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與一戰(zhàn)、二戰(zhàn)所導致的百年未有之變局、美國超越英國成為世界霸主有明顯不同。概括說來，這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至少具有兩大時代特征。一方面，以信息網絡技術、大數(shù)據、人工智能等為標志的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yè)變革深入發(fā)展；新興市場國家和發(fā)展中國家快速崛起，國際力量對比發(fā)生新調整，全球治理體系和國際秩序變革加速推進，但美國世界霸權依然維繼；世界多極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fā)展，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不穩(wěn)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廣泛深遠，傳統(tǒng)安全和非傳統(tǒng)安全問題復雜交織，世界進入動蕩變革期”[40]。另一方面，一百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頑強奮斗、發(fā)憤圖強，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時至今日，我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顯著提升，不僅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fā)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41]，而且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迎來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正如有的西方學者所言：“當今世界正面臨著新的經濟機會與挑戰(zhàn)，而中國就處在這些機會與挑戰(zhàn)的中心。”[42]

從綜合實力的各項要素看，中國與美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小，相關數(shù)據顯示，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方面，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高等教育迅速發(fā)展，在校大學生數(shù)量已經從1949年的11.7萬（美國為228.1萬）、1980年的994萬（美國為1209.7萬），發(fā)展到2021年的4430萬（是美國的2.58倍），2021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57.8%；同時，我國一批重點大學已經接近世界一流大學水平。在人才方面，已經擁有一支規(guī)模宏大、素質優(yōu)良、結構不斷優(yōu)化、作用日益突出的人才隊伍，全國人才資源總量已經從2010年的1.2億人增長到2019年的2.2億人，各類研發(fā)人員全時當量達到480萬人年、居世界首位，2020年我國研發(fā)經費投入已達2.44萬億元、居世界第二。[43]在經濟發(fā)展方面，2009年以來我國工業(yè)增加值連續(xù)12年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開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體；自2010年以來，我國GDP連續(xù)11年位居世界第二，且在世界GDP中的占比不斷提升、2021年超過18%（美國的占比接近24%）。

從英美兩國作為世界舞臺中心主導國、霸權國的地位變換，以及法國、德國、俄國（蘇聯(lián)）、日本的強國之路與興衰成敗看，一個國家要強大起來，必須教育先行、人才先行、科技先行，必須造就大量優(yōu)秀人才、不斷提高科技水平與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必須以先進制造業(yè)作為經濟發(fā)展的支撐，必須在經濟發(fā)展基礎上強軍興軍，必須長期保持和平發(fā)展的環(huán)境與穩(wěn)定的政治局面。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作為后發(fā)國家，學習與引進先進技術是擺脫落后、實現(xiàn)快速發(fā)展的必經之路；但是，僅靠引進先進技術來促進工業(yè)發(fā)展難以真正超越既有先進國家，具有了先進技術而無相應的制度保障也難以大規(guī)模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一定質量和規(guī)模的變革才能轉變生產模式并且啟動一個自我持續(xù)的經濟發(fā)展過程”[44]。對后發(fā)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而言，唯有在學習借鑒基礎上，全面進行科技創(chuàng)新、制度創(chuàng)新、實踐創(chuàng)新，有效克服“崛起困境”[45]，在教育和人才、先進科技與先進產業(yè)、經濟實力與軍事實力、政府效能與政治領導力等方面厚積薄發(fā)、全面趕超，方能逐漸超越既有先進國家而成為世界舞臺中心的主導國。

我國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科教興國戰(zhàn)略、人才強國戰(zhàn)略、創(chuàng)新驅動發(fā)展戰(zhàn)略、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區(qū)域協(xié)調發(fā)展戰(zhàn)略、可持續(xù)發(fā)展戰(zhàn)略、軍民融合發(fā)展戰(zhàn)略[46]等已經深入人心并持續(xù)推進。我國已經進入高質量發(fā)展階段，成功走出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而且日益走近世界舞臺中央。然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fā)展之間的矛盾是新時代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我國在創(chuàng)新能力、先進技術、先進制造業(yè)、民生保障、生態(tài)環(huán)境保護等方面仍然有不少短板，在改革發(fā)展穩(wěn)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繁重任務與風險挑戰(zhàn)。在新時代，面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們必須堅持與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站在世界歷史的高度審視當今世界發(fā)展趨勢和面臨的重大問題”[47]；必須居安思危、增強憂患意識、增強歷史主動性，保持戰(zhàn)略定力、科學思維與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準確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善于在危機中育先機、于變局中開新局”[48]；必須統(tǒng)籌推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與生態(tài)文明建設，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堅定不移走中國式現(xiàn)代化道路，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為全面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而努力奮斗；同時，必須堅持和平發(fā)展道路，“同各國人民一道努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把世界建設得更加美好”[49]。

結語

最后需要進一步強調指出的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面臨著新的機遇，也面臨著各種風險與挑戰(zhàn)、受制于各種因素，但其中的關鍵性、決定性因素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堅持與加強黨的全面領導，二是教育、人才與科技。從根本上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關鍵在黨，關鍵在人；關鍵在堅持與加強黨的全面領導，關鍵在不斷推進教育強國、人才強國、科技強國建設。其中，關于科技強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科技是國之利器，國家賴之以強，企業(yè)賴之以贏，人民生活賴之以好。”[50]“中國要強盛、要復興，就一定要大力發(fā)展科學技術，努力成為世界主要科學中心和創(chuàng)新高地”，“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需要建設世界科技強國！”[51]對一個國家而言，科技強國的前提條件是教育強國、人才強國。當今世界的綜合國力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競爭。實現(xiàn)“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歸根結底靠人才、靠教育。[52]不斷推進建設教育強國、人才強國、科技強國既是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的必由之路與不竭動力，也是建設創(chuàng)新型社會、創(chuàng)新型國家后來居上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推進全面從嚴治黨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19ZDA008）

注釋

[1]《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8頁。

[2]習近平：《辯證唯物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求是》，2019年第1期。

[3][4]《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8、404頁。

[5][6][12][29]閻學通：《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zhàn)略競爭》，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64、9、59、21頁。

[7][8][9][11][13][14][15][18][19][20][21][28][44]H·J·哈巴庫克、M·M·波斯坦主編：《劍橋歐洲經濟史（第6卷）：工業(yè)革命及其以后的經濟發(fā)展：收入、人口及技術變遷》，王春法等譯，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266、333～334、255、556、632、259、260、439～440、633、633～634、280、565、292頁。

[10]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3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357～

358頁。

[1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7頁。

[1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02頁。

[22][23][24][25][26][27]克里斯托夫·夏爾勒、雅克·韋爾熱：《大學的歷史》，成家楨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8、77、101、103、95、102頁。

[3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372頁。

[31]《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頁。

[32]《列寧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頁。

[3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頁。

[3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664頁。

[35]恩格斯：《自然辯證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62頁。

[36]習近平：《準確把握世界軍事發(fā)展新趨勢 與時俱進大力推進軍事創(chuàng)新》，2014年8月31日，http://cpc.people.com.cn/n/2014/0831/c87228-25572108.html。

[37]《習近平接見2017年度駐外使節(jié)工作會議與會使節(jié)并發(fā)表重要講話》，2017年12月28日，http://www.gov.cn/xinwen/2017-12/28/content_5251251.htm。

[38][39][40][48]《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21年，第271、663、788、789頁。

[41]習近平：《在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8頁。

[42]安格斯·麥迪森：《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xiàn)：公元960–2030年》，伍曉鷹、馬德斌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序言第1頁。

[43]習近平：《深入實施新時代人才強國戰(zhàn)略 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chuàng)新高地》，《求是》，2021年第24期。

[45]“崛起困境”是指隨著崛起國實力的迅速增長，該國對外部世界影響所產生的反彈在不斷增大，其面臨的國際體系壓力也在迅速上升。參見孫學峰：《中國崛起困境》，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4頁。

[46][47][49][51]《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9年，第299、432、432、462頁。

[50]《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8年，第331頁。

[52]《教育是國之大計、黨之大計》，《人民日報》，2018年9月13日。

Changing Centers of the World Stage and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Historical Logic and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Liu Honglin

Abstrac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the basic features and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of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we must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history, basic trajectory and basic logic of the changing centers of the world stage since the formation of world history. Looking at the basic trajectory of the rise of Britain between the 1860s and 1914, and the r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World War I to the present,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that the main determinants of a country's comprehensive strength, in addition to economic and military power and cultural "soft power", also include education, talen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governance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Considering the above factors, we can set out a concrete equation of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that i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 (education + talents) × (technology + industry) × (government's effectiveness + military strength + political leadership) × (traditional culture + modern civilization). In order to coordinate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major issues facing the world toda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istory, maintain strategic determination, accurately understand changes, scientifically adapt to and actively seek changes. The key lies in adhering to and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ship, and greater efforts to build the country into a leader in education, talent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eywords: changing centers of the world stage,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historical logic,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責 編／張 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