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執(zhí)政黨的品質和政黨政治的運行質量成為影響國家興衰成敗的決定性因素。近年來，隨著世界“向東看”，各國求和平、謀發(fā)展和政黨探索發(fā)展道路、尋求治理模式的態(tài)勢更加明顯，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政黨渴望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從世界政黨的角度來看，執(zhí)政黨的黨代表大會，對國家和社會的長期發(fā)展目標作出如此精準設計，對發(fā)展藍圖進行如此清晰描述，向世界明確宣布實現這一中心任務的戰(zhàn)略步驟、時間表和路線圖，可以說在世界政黨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世界政黨政治潮流中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不僅具有政黨的一般形態(tài)和基本要素，而且在世界政黨中具有獨特的品質，是一個綱領性、使命性政黨。

【關鍵詞】世界政黨 中國共產黨 中心任務 【中圖分類號】D521 【文獻標識碼】A

在人類社會已進入 21 世紀第三個十年的當今世界，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qū)中，除十幾個是嚴格的君主制或政教合一無政黨外 ，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qū)都存在著政黨。政黨的確立和發(fā)展已經成為現代國家發(fā)展的一個重要條件，以政黨為主角的現代政治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的政治形式。政黨尤其是執(zhí)政黨的品質和政黨政治的運行質量成為影響國家興衰成敗的決定性因素。

冷戰(zhàn)結束后的30多年間，經濟全球化和世界多極化快速發(fā)展，各國政黨、政黨制度和政黨政治出現了許多新特點新趨勢。政黨數量迅速增加，根據筆者對世界各地區(qū)及各國政黨政治發(fā)展情況的研究，以國家注冊和進入國家議會的政黨數目為準，截至2021年底全世界共有政黨約上萬個，其中有百年歷史的政黨66個。政黨類型增多，政黨之間力量此消彼長，興衰變化發(fā)展速度加快，成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關鍵因素。在發(fā)展中國家政黨數目增加很快，在西方國家傳統左翼和右翼政黨步履維艱。2016年以來，在世界近代史上最早產生政黨、也曾是作為政黨制度典范的英美等國，政黨政治的運行方式和質量特征已經發(fā)生并繼續(xù)發(fā)生著變化，2022年烏克蘭危機和歐美各大國之間的博弈，說明世界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政治格局、全球發(fā)展格局、世界政黨格局等都在發(fā)生深刻復雜變化。中國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顯著提升，中國和中國共產黨日益走近世界政黨舞臺中央。近年來，隨著世界“向東看”，各國求和平、謀發(fā)展和政黨探索發(fā)展道路、尋求治理模式的態(tài)勢更加明顯，越來越多的國家和政黨渴望了解“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對過去十年的偉大變革進行了科學總結，闡明了新時代新征程黨的使命任務，發(fā)出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動員令，為世界各國政黨所矚目，引發(fā)國內外各界人士的空前關注。因此，從世界政黨的角度看中國共產黨二十大提出的發(fā)展目標和中心任務，有著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提出黨的中心任務

從理論上講，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關系中，政黨扮演著能動性的角色，形塑著國家和社會的邊界和走向，影響著公共價值和集體行動。當代世界上萬個政黨中，通過幾年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總結過去的工作經驗或教訓，分析當下所處的環(huán)境和局勢，闡明今后的努力方向及制定宣布為達到這一方向的政策主張，是黨代會所擔負的重要任務。召開黨的代表大會是政黨運行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舉旗定向是黨代會的根本任務。各個政黨對于自身黨的代表大會都非常重視，但是政黨的性質、在國家中的地位、政黨的發(fā)展規(guī)模、組織能力和水平事實上客觀存在著差異。在當代世界所有政黨中，中囯共產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囯內外各種風險和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堅強領導核心。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深刻總結了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時代十年的偉大變革，對黨中央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zhàn)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有效應對嚴峻復雜的國際形勢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風險挑戰(zhàn)，以奮發(fā)有為的精神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斷推向前進進行了回顧，同時，深刻闡明新時代新征程“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對于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戰(zhàn)略安排分為兩步走：從2020年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從2035年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中國共產黨比較已有的現代化模式，明確而深刻的定義為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guī)模巨大的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的現代化。二十大報告論述了黨的發(fā)展目標和中心任務，體現在社會經濟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提出高質量發(fā)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囯家的首要任務，發(fā)展是黨執(zhí)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提出加快構建新發(fā)展格局，以及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現代化產業(yè)體系，全面推進鄉(xiāng)村振興，促進區(qū)域協調發(fā)展，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等具體部署。

從世界政黨的角度來看，執(zhí)政黨的黨代表大會，對國家和社會的長期發(fā)展目標作出如此精準設計，對發(fā)展藍圖進行如此清晰描述，向世界明確宣布實現這一中心任務的戰(zhàn)略步驟、時間表和路線圖，可以說在世界政黨中是絕無僅有的。中國共產黨是在世界政黨政治潮流中產生和發(fā)展起來的，不僅具有政黨的一般形態(tài)和基本要素，而且在世界政黨中具有獨特的品質，是一個綱領性、使命型政黨。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穿越百年風風雨雨，多次在危難之際重新奮起、失誤之后撥亂反正，成為打不倒、壓不垮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一經誕生，就把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確立為自己的初心使命。

作為使命型政黨，中國共產黨首先是創(chuàng)造性地將地位、性質、責任、功能融于一體，貫穿于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歷史進程中，將主動承擔民族使命與履行政治責任作為組織發(fā)展和實踐奮斗的根本源泉。其次，其核心的價值訴求和行動理念，貫徹于政黨建設與治國理政的各個方面，以高度的價值認同、情感共識致力于切實反映民意、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根本宗旨，把實現好、維護好、發(fā)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最后，具有明確的戰(zhàn)略規(guī)劃與科學的履職本領，以實事求是的動態(tài)政治部署、解決真問題的實踐導向，把全體黨員與人民凝聚成一股強大的共同體力量，推動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在百年奮斗歷程中初心使命始終一以貫之，在不同的發(fā)展階段，根據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完成一個階段的戰(zhàn)略任務之后，對下一個階段戰(zhàn)略任務做出相應的安排、充實和調整，從中國實際出發(fā)解決現實中緊迫的重大的問題。從“一五”計劃到“十四五”規(guī)劃，體現了國家政策的延續(xù)性，體現了執(zhí)政黨對國家事業(yè)發(fā)展的重大戰(zhàn)略部署，體現了黨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現代化建設的超強戰(zhàn)略耐心和戰(zhàn)略定力。這一點和西方多黨制下政黨的短視形成了鮮明對比。

西方國家政黨短視的政治原因和產生邏輯

西方國家憲政體制造成政黨的短視。

近300年來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一般形態(tài)是，政黨以執(zhí)掌國家政權為目的、政黨之間激烈競爭、政黨代表各自所代表的社會群體利益。這種政黨制度形式先在歐美國家形成后產生示范效應，傳導到世界上多數的后發(fā)國家。輪流執(zhí)政既決定了政黨制度的結構形式，也對政黨的責任和擔當產生了影響。

當今世界上兩黨制或多黨制，都是通過定期的總統選舉或議會選舉進行政黨輪替的。選舉型政黨首先是崇尚“實用主義”的施政取向，缺乏統一的、崇高的、連貫性的政治目標，政黨治理國家總是圍繞著資本邏輯、權力博弈和利益分割進行，難以做出長久規(guī)劃。主要原因有三個：一是思想理論上奉行新自由主義，這種理論認為理性的個人基于自己短期利益的最大化，可以帶來社會長遠利益的最大化，否定規(guī)劃的作用。二是多黨競爭導致短視政治，定期選舉和輪流執(zhí)政造成下一次選舉中能否執(zhí)政是未知數，這導致執(zhí)政黨只能著眼當下，枉顧長遠。執(zhí)政黨只安排在其任期時限內的工作，根本不可能對國家和社會進行很長遠規(guī)劃。即使一個政黨制定了計劃，另一個黨上臺可能就會把它推翻。三是選舉制度造成政黨的短視。本來政黨擔負著引領民眾的重任，但是在每一次選舉中選民所關心的一般是當下的問題，參與選舉的政黨必須回應和重視選民提出的問題。那么，當一個政黨過多追逐或過于功利地回應當下話題，必然難以完成引領民眾的重任和使命。因此，西方政黨在每次選舉的喧囂聲中注重眼前利益和爭取選票，或回避挑戰(zhàn)，或推諉攻訐，導致對國家和社會的長遠目標少有關注。以英國為例，自2016年進行“脫歐”公投后，無論是現在陷入混亂的保守黨，還是臺下虎視眈眈的工黨，都沒能給英國走出危機提供正確的方向和方案，進入一種制度性“失能”。從脫歐后四位首相的種種作為，特別是上臺僅45天的特拉斯的辭職來看，自詡為近代史上最成功的“西方政黨”之一的英國保守黨，已經陷入了自身的混亂。這是對西方政黨在國家治理問題上過于短視，缺乏遠見的最好說明。

“選票政治”影響政黨的品質。

西方國家的選舉政治出現了重大問題。因為每逢“總統”或內閣換人，便會有近萬個職位需要重新分配，這對政黨精英而言無疑是最大的政治動力。政黨政治的要訣在于贏得政權，“沒有政權，一切都免談”，由此一些政黨僅淪為一部選舉機器。僅以效仿西方國家政黨政治的臺灣地區(qū)而言，以國民黨臺北市黨部為例，黨組織的全部工作幾乎都是選戰(zhàn)，每逢選舉才組織活動，選舉有政見發(fā)表會、造勢活動、催票、拜票等多個環(huán)節(jié)。每逢選舉，市黨部就會召集各種聯誼會，向黨員介紹選情和黨的主張，并分派造勢活動中各個區(qū)、里的動員人數。造勢活動后，再通過信件、短信等方式向選民表達政見，選舉前通過電話進行催票，選后再陪選舉人逐一拜票。沒有選舉，黨的工作則處于停滯狀態(tài)。國民黨對于選舉已經操作得相當熟練，但作為一個現代政黨的其他功能，卻都在迅速弱化。一個政黨須有的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及宣傳工作，黨組織培養(yǎng)選拔人才的機制，黨制定長期戰(zhàn)略并加以實施的能力，以及黨動員群眾實現共同目標的功能，都在民主選戰(zhàn)的強大壓力下逐一消失，選票成為唯一支配性因素，民意的短期訴求壓倒政黨的政治主張。在今天的臺灣地區(qū)，政治行為短期化已經成為普遍現象。

獲取選票成為政黨的首要目標，政黨為獲得選票上臺執(zhí)政用盡一切手段，因此賄選舞弊、與特定勢力勾連的現象必然出現。例如，日本曾有“五五年體制”一黨獨大的自由民主黨，雖至今仍處執(zhí)政地位，但由于2022年7月8日安倍晉三的遇害身亡所爆出的罔顧政教分離原則，幾十年來與“統一教”之間形成的政治同盟和利益輸送關系真相浮上臺面，引發(fā)日本民眾的廣泛關注和嚴重不滿。“統一教”原名“世界基督教統一神靈協會”，發(fā)源于韓國，總部在美國，創(chuàng)始人為文鮮明，幾十年來“統一教”已成日本較為活躍的“新興宗教團體之一”。據報道，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曾是文鮮明的支持者，作為報答，“統一教”為自民黨提供了堅定的保守選民基礎。“統一教”通過高額捐款和銷售通靈商品積累了巨大的社會財富，在選舉時既出錢出人又出票，自民黨議員求之不得?！董h(huán)球》雜志曾刊文披露，安倍晉三延續(xù)了自外祖父岸信介以來代代相傳的與宗教團體的緊密聯系。根據2022年9月發(fā)布的調查，現任379名自民黨國會議員中有179人報告自己與統一教及其相關組織有關聯，包括出席教會活動、收取教會捐款、接受教會對其選舉支持等。自民黨成員與“統一教”牽連不斷，導致執(zhí)政黨的公信力在迅速下降，現任首相岸田文雄內閣的支持率跌至30%以下。

政黨極化導致否決政治，造成公共政策缺乏連續(xù)性。

以實行總統制的兩黨制的美國為例，2016年以來美國已經從“論爭式民主”轉變?yōu)?ldquo;敵對式民主”，政黨極化現象極為嚴重。政黨極化是指民主、共和兩黨在意識形態(tài)、對國內的政治社會主張等方面的極端對立，并由此推動整個社會政治極化。當前的美國正處于經濟增速下滑、白人人口比例持續(xù)下降、國內種族矛盾不斷激化、充斥著焦慮感和潛在不穩(wěn)定因素的社會結構和社會狀態(tài)。共和黨依賴未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選民，在有關非法移民、少數族裔、國家貿易等議題策略上向極端化發(fā)展；民主黨則竭力爭取少數族裔、外來移民和白人精英群體。不論是總統大選還是中期選舉，兩黨都在吸引特定選民，這一過程加劇了選民對立與社會撕裂。更為嚴重的是，政黨極化使美國政治陷入“否決政治”的僵局。在分權與制衡的政治體制之下，美國國會作為立法機構，是重大公共政策討論和通過的場所，是兩黨政治運行的重要陣地。兩個政黨為了不讓對方提出的議案通過，經常使用非常規(guī)的手段阻撓議程，影響立法質量和數量，導致國會立法效率降低，一些具有前瞻性、持續(xù)性的重大公共政策難以出臺。

否決政治的嚴重危害是造成美國公共政策缺乏延續(xù)性。過去，美國兩黨政策雖有差異，但相對不大。政黨輪替后，執(zhí)政黨還能繼續(xù)推行前任政府的一些政策舉措，公共政策還能表現出一定的連續(xù)性。但2016年以來的政黨極化，造成兩黨的政策主張差異越來越大。政黨輪替后，執(zhí)政黨往往推翻前任政府許多重大政策，以凸顯“我”與“他”之間的區(qū)別，造成公共政策的制定與執(zhí)行層面的反復與低效。比如，2016年共和黨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后，幾乎推翻了前任總統、民主黨人奧巴馬推出的所有重大公共政策，包括奧巴馬極為重視的醫(yī)保改革方案。同樣，特朗普在任期間推行的美墨邊境建墻、能源政策和應對氣候變化等政策，在民主黨人拜登上臺后又被廢止。公共政策的反復和根本性調整，給國家治理帶來嚴重的資源消耗，既給民眾帶來了諸多不便，也直接影響了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在外交領域，除了民主、共和兩黨在維持和維護美國霸權方面有共識之外，在政策手段方面截然不同。特朗普任期內強調美國利益至上，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以國際和外交的“退群”著稱；拜登在任期一年多的時間內，以所謂“民主”“人權”等價值觀至上，在國際事務中熱衷于拉幫結伙，搞“小圈子”，多次組織有關國家召開所謂“民主峰會”、組建美英澳三邊安全伙伴關系（簡稱AUKUS），推行“印太戰(zhàn)略”，組建“印太經濟框架”（IPEF），“筑墻設壘”“脫鉤斷鏈”，破壞市場經濟和國際貿易原則。兩黨手段不同但是目標一致，都是旨在維護美國的霸權地位。①在政黨關系問題上，美國兩大政黨的相互傾軋、相互攻訐與掣肘，互相拆臺，造成政黨極化、政治動蕩、社會分裂，從而導致政治衰敗。

在差異性中探尋政黨的普遍責任

在當代世界上萬個政黨中，可以不同的標準劃分為多種類型。以階級為標準，可以區(qū)分為資產階級政黨和工人階級政黨；以政治光譜來區(qū)分：左翼政黨、右翼政黨、極右翼政黨；以意識形態(tài)為標準：共產主義政黨、民主社會主義政黨、保守主義政黨、自由主義政黨、基督教民主主義政黨、民族主義政黨、宗教性政黨；以政黨與政權的關系為標準，可以劃分為執(zhí)政黨和反對黨，在朝黨和在野黨，以及介于二者之間的參政黨；以在議會內所占席位為標準可以劃分為多數黨和少數黨；以活動方式和是否有法律地位為標準，可以劃分為議會民主政黨和革命性政黨、公開政黨和秘密政黨、 合法政黨和非法政黨；以活動區(qū)域和參加人員的地域分布為標準，可以劃分為地方性政黨、全國性政黨、地區(qū)性政黨、國際性政黨；以參加政黨的成員為標準可以劃分為群眾性政黨(Mass member-ship Party)和干部性政黨(Cadre Party)；以政黨的組織類型和結構可以有“全方位政黨”（Catch-all party）和卡特爾政黨(Cartel Party)，20世紀80年代出現了以環(huán)境保護為職責的綠黨。但無論何種類型，政黨都是國家與社會之間進行連接的橋梁，政黨都必須行使其政治功能。“政黨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提供了一種連接，以及一種向上反映代表性的工具”。因為“民主政治是建立沖突的基礎之上的，它使社會團體、地區(qū)、種族屬性、人種以及生活方式承諾之類的事情互相對立”。“政黨的作用在于，使分歧得以和平解決，使沖突的利益實現妥協和包容。政黨有助于提供為民主體制運轉和適應所必須的國家認同和決策參與。”②雖然這是美國政治學者根據“美國的經驗”得出結論，但政黨責任和作用所包含的提供“代表性”、“和平解決分歧”、建設“包容政治”、增強“國家認同”、暢通“民眾政治參與”等觀點是正確的。

政黨的不同類型和風格是由不同社會政治條件決定的。每個國家都有自己與眾不同的國情，因而也有自己與眾不同的政黨模式。但政黨本身所具有的普遍責任是無可置疑的。因為政黨是民主政治的產物，首先，政黨在推動民主政治發(fā)展擔負著責任。當今世界絕大多數國家都由執(zhí)政黨執(zhí)掌國家權力，這就意味著政黨已經成為現代國家的重要領導力量，對其執(zhí)政國家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內政外交國防發(fā)揮著重要領導作用，也相應承擔著重大的歷史責任。任何一個政黨都應該為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考慮，發(fā)展經濟，減少貧困，根除饑饉，維護社會安定，為人民謀幸福。其次，政黨在擔負國內政治責任的同時，極大地影響了國際政治發(fā)展。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社會信息化、文化多樣化深入發(fā)展，世界各國的交往日趨緊密頻繁，在高速發(fā)展的信息技術、高度發(fā)達的通勤設施作用下，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因此政黨在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時都必須統籌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任何一個政黨應擔負對人類的責任，執(zhí)政黨更應將外交立場、目標、政策作為自己施政綱領的核心內容。世界越來越互聯互通為一個命運共同體，這普遍要求政黨應擁有人類情懷、世界擔當。當代世界政黨政治發(fā)展要求一個成功的政黨，必須擔負起引領方向的責任、凝聚共識的責任、促進發(fā)展的責任、加強合作的責任和完善國家和社會治理的責任。

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地緣政治沖突加劇、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何去何從取決于各國人民的抉擇，能否制定實施中心目標和任務，是各國政黨在歷史責任面前面臨的重大考驗。

（作者為浙江（嘉興）中外政黨研究中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注釋】

①周淑真、穆若曦：《試論美國現實的憲政危機及困境——基于2016年以來政黨政治演變的考察》，《政治學研究》，2022年第5期。

②[美]理查德·S.卡茨、威廉·克羅蒂編，吳輝譯：《政黨政治研究指南》（上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52頁。

責編/常妍 美編/李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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