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世紀80年代中葉,曾創(chuàng)造了戰(zhàn)后增長奇跡的日本經濟迎來了重要轉折點。面對來自頭號經濟伙伴,同時也是同盟國——美國不斷加碼升級的巨大壓力,日本轉變戰(zhàn)后以來確立的出口導向型發(fā)展模式,高高擎起“擴大內需”的鮮明旗幟,以提升國民生活質量為最終目標,開始構建國際協調型經濟發(fā)展模式。由此,日本不僅成功化解了美國的重壓,緩解了兩次石油危機的沖擊,調整了經濟產業(yè)結構,保持了長期穩(wěn)定經濟增長,而且大幅提升了國民生活質量。然而,擴大內需政策也帶來了經濟泡沫化的負面問題。
【關鍵詞】擴大內需 日美摩擦 出口導向型 泡沫經濟 前川報告
【中圖分類號】F110 【文獻標識碼】A
2018年3月,美國特朗普政府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征關稅,造成中美貿易摩擦。統(tǒng)計顯示,2011年至2020年,中國占美國貿易逆差的44%左右。1976年至1985年,日本占美國貿易逆差為39%,當時,美日之間也爆發(fā)了激烈的貿易摩擦,領域包括紡織品、電視機、汽車以及半導體等。面對美國的強大壓力,日本放棄了出口導向型的傳統(tǒng)增長模式,轉向擴大內需來尋求新的經濟增長。
貿易摩擦背景下擴大內需成為日本經濟轉型發(fā)展的基本方針
20世紀80年代中葉,曾創(chuàng)造了戰(zhàn)后增長奇跡的日本經濟迎來了重要轉折點。當時,日本經濟形勢正經歷巨大變化,產業(yè)結構轉型也在加速。1955年至1973年的日本經濟高速增長(年平均增速達9.1%)階段正式落幕,日本已經在1968年趕超聯邦德國,經濟總量躍升資本主義陣營的第二位。兩次石油危機對日本經濟沖擊一度非常嚴重,但它很快擺脫影響,經濟步入穩(wěn)定增長時期(1974至1990年),實現了年均4.2%的穩(wěn)定增長。從產業(yè)結構來看,第一產業(yè)經濟占比迅速下降,從1955年21%降至1980年的3.8%;第二產業(yè)則從36.8%上升至40.1%(1970年曾沖高46.4%);第三產業(yè)從42.2%增長至1980年56.1%。僅就制造業(yè)而言,經歷了從輕工業(yè)為主轉為重工業(yè)為主,石油危機之后,又從“重厚長大”轉向以“短小輕薄”為特征。
由于對美國出口持續(xù)增長引發(fā)了日美貿易摩擦,來自美國壓力不斷加大。戰(zhàn)后初期,日本確立了出口導向型經濟發(fā)展模式,而美國二戰(zhàn)后經濟一枝獨秀、成為世界最大市場,日本經濟逐步形成對美國市場的嚴重依賴。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日美貿易摩擦就已經爆發(fā),而且摩擦領域也從紡織品(50年代-70年代)逐漸升級擴大到鋼鐵制品(50年代末-80年代)、電視機(60年代-70年代)、汽車(6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及半導體產品(70年代-80年代)。1970年美國對日貿易赤字為12.4億美元,到1980年擴大到104億美元、1987年攀升至569億美元,對日貿易收支成為美國經常收支結構失衡的主因,如1981年對日貿易逆差超過美國對外貿易逆差一半以上(56%)。貿易失衡成為日美之間交涉的難題,特別是美國出現“雙赤字”之后,日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
20世紀70年代后期,“內需為中心”開始出現在日本政府的文件之中,而且逐漸被頻繁應用,在政府內部也慢慢形成了共識。1979年1月,專門負責日本經濟發(fā)展規(guī)劃的經濟企劃廳長官小坂德三郎在國會做“經濟演說”時指出,“支撐日本經濟增長的內容已發(fā)生變化,去年就出現以國內需求為中心的景氣復蘇,也就是擴大國內需求”。很顯然,內需已經被認為是日本經濟的支柱。此后,擴大內需逐漸成為日本經濟發(fā)展的基本方針。
1986年4月,作為中曾根首相個人咨詢機構的“以國際協調為目標經濟結構調整研究會”,向其提交了一份咨詢報告書,它被冠以該機構負責人前日本銀行行長前川春雄的名字,這份“前川報告”對日本經濟產生巨大影響,具有里程碑式意義。這份6000多字政策咨詢報告的核心觀點認為,日本經常收支大幅盈利是一種不均衡現象,長遠來看也是一場危機,對日本經濟運行及與世界經濟協調發(fā)展均不利。因此,應采取擴大內需、開放市場并輔以金融自由化改革等措施,切實擺脫不均衡狀態(tài),最終提升國民生活質量。報告的核心內容主要為兩項:把脈日本經濟,探討今后對策。
首先是對當前日本經濟發(fā)展狀況進行定位。它認為經過戰(zhàn)后40年的快速發(fā)展,日本經濟已經在國際社會占有重要地位,國際收支盈利規(guī)模在20世紀80年代迅速擴大,1985年甚至史無前例地達到國民生產總值(GNP)的3.6%。不過,大幅盈利也帶來了日本經常收支的失衡問題,這不利于日本經濟運行特別是與世界經濟相協調,之后,日本必須調整經濟發(fā)展方針,最好方向就是以內需為切口,大力豐富和提高國民生活質量。
其次是探討日本今后的經濟政策目標。該報告提出,應探索制定可以縮小經常收支失衡狀況的中長期政策目標,并且日本政府要向國內外公開該目標。報告認為,出現經常收支大幅黑字是基于日本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結構,當前的迫切任務就是通過改革讓經濟結構轉向國際協調型。在這一過程中,恰好可以不斷提高國民生活的質量,并承擔與日本經濟地位相稱的國際義務,建立與世界經濟協調共存的經濟發(fā)展模式,除了經濟之外,日本還要在科技、文化以及學術等多個領域為世界作出貢獻。
以國際協調型經濟發(fā)展模式作為重點勾勒日本經濟政策的主線
當時日本經濟未來藍圖規(guī)劃,重點提出日本要轉向國際協調型經濟發(fā)展模式,成為國際社會重要一員,因此,要構建內需主導型經濟,放棄傳統(tǒng)的出口導向型模式。為此,需要建立適應日本經濟發(fā)展的匯率市場,推進金融資本市場自由化和國際化,不斷擴大國際合作,改革儲蓄優(yōu)惠型稅收體制等。
一是從外需依賴轉向更具活力的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重點為改革住宅政策并與城市再開發(fā)結合起來,措施包括:以激發(fā)民間力量為主,擴大住宅減稅,從規(guī)劃、用途、容積率等多角度控制地價上漲;充實消費生活,推動經濟增長成果向工資分配傾斜,以所得稅減稅擴大可支配收入、有效增加個人消費,以縮短勞動時間來增加休閑消費、推進帶薪休假,在公務員及金融部門落實兩天休息日等;推進地方社會資本整備,放開地方債措施,幫助地方政府增加資本形成,將擴大內需推廣至全國各地。
二是遵循市場原理、推動產業(yè)結構向國際協調模式轉型。積極推進產業(yè)調整、產業(yè)結構轉型,促進國際分工,謹慎妥善縮減國內煤炭礦業(yè),擴大煤炭進口,利用技術進步及信息化、系統(tǒng)化等因素,擴大服務業(yè)發(fā)展;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在確保國內就業(yè)穩(wěn)定的前提下擴大對外投資,簽署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完善海外投資保險制度,加入國際投資保證機構(MIGA)、強化政府支持;制定適應國際化時代的農業(yè)政策,提高生產效率,徹底實施結構改革,除關鍵農產品外,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
三是進一步放寬市場準入條件、促進進口。放寬市場準入,包括關稅、進口限制、基準認證及政府采購在內的準入程序公開、公平,成立市場開放問題投訴部門并法制化;促進產品進口以有利于國際分工體系,擴大現地生產和中間產品進口,推進流通體系合理化,放寬流通銷售規(guī)制,強化反壟斷、防止不正當競爭、打擊侵犯外國商標行為等;推動企業(yè)培養(yǎng)國際責任,放棄唯市場份額論的經營理念等。
四是維護國際貨幣穩(wěn)定、推進金融自由化國際化。維護國際貨幣穩(wěn)定,加強匯率市場建設,形成與主要國家密切協調機制;推進金融與資本市場自由化和日元國際化,使之更好服務于日本經濟發(fā)展,完善資金運營市場機能,鼓勵投資多樣化、擴大流通市場等。
五是推進國際合作、為世界經濟提供更多貢獻。擴大發(fā)展中國家進口(有利于日本向其轉移技術、擴大投資和開拓市場);降低利率,協助解決發(fā)展中國家債務問題;擴大政府開發(fā)援助(ODA),發(fā)揮民間團體(NGO)作用;推進科學技術和文化層面的國際交流。在國際貢獻方面,日本應積極呼應發(fā)展中國家關切事項,積極參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等國際新規(guī)則的制定,維護關貿總協定(GATT)信譽及規(guī)則體制。
六是建立適應內需主導型經濟體系的財政和金融政策。如盡早擺脫對發(fā)行赤字國債的依賴,重點分配財政資金以使之更高效,發(fā)揮民間活力、放寬各種規(guī)制,構建中長期平衡型的經濟社會;從國際視角重新確立公平、公正、素簡、活力與選擇的稅制原則,改革儲蓄優(yōu)惠型稅制體系。并強調要建立后續(xù)跟蹤機制,實時檢驗監(jiān)督相關政策有效性。
擴大內需路線的落地以提升國民生活質量為目標
在提出擴大內需的明確路線方針之后,日本政府繼續(xù)探索如何有效“落地”并找到更多“抓手”,最終形成了擴大內需要以提升國民生活質量為目標。1988年5月,日本政府通過“1988-1992年新經濟計劃指導方針”,明確提出要實現年均名義經濟增長率4.75%,其中,內需貢獻度要達到4.25%。隨后,日本政府出臺的“政策運營的基本報告”中,強調最終目標是要實現“豐富且有實感、多樣化的國民生活”,為此而調整產業(yè)結構、實現地區(qū)經濟平衡,徹底走向內需主導型經濟增長模式,其中,“對外經常收支大幅失衡”“實現豐富國民生活”“產業(yè)結構順利轉型”作為三大課題。時任經濟審議會會長的平巖外四還特別指出,“比起經濟增長的量的問題,更應該把著力點放到如何改變生活自身”,強調了“糾正對外失衡=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結構”,這就是要提高日本國民的生活質量。
以改革現有經濟架構為切入點,更靈活發(fā)揮財政資源分配功能,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結構。日本政府大膽改革經濟社會制度、組織架構。例如,推動能夠滿足國民更個性化、多樣化需求的供給體系結構改革,完善大型零售店法、酒稅法,放寬運輸業(yè)規(guī)制、改革農產品價格政策等;在財政方面,向提供公共產品及服務領域重點傾斜,加強各種社會資本準備,以推進高速交通網絡建設、完善國民生活基礎設施、推動產業(yè)結構順利轉型、推進面向未來的新基建等。針對國民生活質量,日本政府加大土地對策以改善居住條件、縮短勞動時間擴大休閑消費、調整物價結構等。以土地為例,日本重點增加高層建筑土地供應;利用國有公有土地加大公園、綠地建設,推進優(yōu)質住宅建設;推進高檔街區(qū)改造;調整大城市近郊街區(qū)農地變更稅制;調整土地保有稅及租借法等,推動土地高效流轉利用。
以民間活力為“抓手”,重視利用民間資金及民間事業(yè)者能力,激發(fā)民間力量參與公共事業(yè)。20世紀80年代,財政重建壓力下的日本政府非常重視利用民間資金及民間事業(yè)者能力,政府主推官民共同出資的“第三部門”方式開展各項事業(yè),對民間活力寄予厚望。大型公共事業(yè)政策意義顯著,但因其投資回收期漫長且風險較大原因,民間資本不愿涉足。由公共部門牽頭并給予優(yōu)惠措施激勵民間資本參與,比如在稅收制度上給以優(yōu)惠,甚至由日本開發(fā)銀行等金融機構出資融資,政府提供債務保證和補助金等,吸引民間資本進入,發(fā)揮其資金、技術以及經營能力的優(yōu)勢。為了更好利用民間資本,日本政府還不斷通過改革及推動立法為其提供相關支持。1986年,日本政府通過了一項關于國有公有土地的土地信托制度,允許國有公有土地進入信托市場,從而擴大了土地供應,如當年就有518公頃國有公有土地成為土地信托對象,據測算其內需擴大效果高達8萬億日元。
日本經濟發(fā)展模式轉型帶來的影響
日本政府于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開始啟動的擴大內需努力,對于日本經濟穩(wěn)定發(fā)展以及經濟轉型都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推動日本經濟長期穩(wěn)定增長。20世紀70年代,日本經濟增長面臨多重壓力,轉向內需主導型經濟模式。80年代后半期,日本出現內需擴大型經濟增長。1986-1990年,年均實際經濟增長率達到4.63%,高于1981-1985年3.37%的增長率。從工礦業(yè)生產者出貨指數來看,80年代前半期增長了15.5%、后半期則高達26.3%。汽車生產從1985年的1227萬臺增長至1990年的1349萬臺,1990年建筑開工面積也高達2.8億平方米,甚至超過1973年“日本列島改造”時期的水平。
設備投資成為拉動內需的主要動力。半導體、汽車相關,寫字樓以及旅游地區(qū)設施建設等均表現非常強勁。1985年的機械訂單總額16.3萬億日元,到1989年達到25.4萬億日元,訂單總額中的七成左右是面向內需領域的。就業(yè)環(huán)境也持續(xù)改善好轉,1990年完全失業(yè)為141萬人,相較1987年182萬減少顯著;有效求人倍率也從1985年的0.56,上升至1990年的1.04,出現了人手不足的現象;名義工資指數在5年(1985-1990年)之間上漲了18.1%,同期的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6.8%,實際工資上漲超過11%。消費市場也出現穩(wěn)步增長的趨勢。雖然沒有出現經濟高增長時期井噴式的家電消費,但家電市場企穩(wěn)回升;加之,日元升值也推動了進口汽車消費,1990年日本進口車銷量約為1985年的5倍規(guī)模。1990年日本百貨店銷售總額也從1985年的7.98萬億日元增長到11.46萬億日元,增幅44%。同期,日本人也興起了到世界各地旅游與度假的熱潮。
最值得關注的是信息技術創(chuàng)新變得活躍。由于電腦設備以及與之相連網絡等設備投資的增長,訂貨交易更加順暢、業(yè)務也更具效率,成品率提高、庫存成本減少、金融費用壓縮、客戶也多樣化。在制造業(yè)現場,工廠自動化進展迅速、產業(yè)機器人投資擴大,生產體系也更柔性化,生產效率大幅提高。
但過度投資也導致了經濟泡沫化。日本國內出現投資過熱現象,加之日本政府同期進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經濟泡沫化悄然形成。最初特征就是股價與地價上漲顯著。1985年1月初,東京證券交易所日經平均股價11558日元,翌年3月底,該數字突破15000日元,并在1987年1月突破2萬日元大關。股價上漲的背景是基準利率的下降,1986年1-4月,日本銀行竟然三次下調了基準利率,從5%逐步調降至3.5%,1987年2月又降至2.5%,成為二戰(zhàn)之后的最低水平。之后,在1988年12月日經平均股價突破3萬日元,1989年12月收報于38915日元。5年之間,日本股價上漲超過3倍。
地價上漲與這一時期的土地政策調整也密切相關。1980年、1982年日本兩次修改稅制,大幅降低了住宅土地相關稅負,導致住宅用地交易走熱。到1984年,東京都的地價明顯上漲,同比上年增長9.3%,1985年為12.4%、1986年更是攀升至22.3%。之后,伴隨著經濟形勢向好,地價上漲波及東京周邊地區(qū)并向郊外擴展。事實上,日本在1987年之后也曾試圖抑制地價,比如修改“國土利用計劃法”,導入地價監(jiān)視區(qū)域制度;制定“緊急土地對策綱要”,從土地交易、國有土地處置、稅收調整以及都市再開發(fā)等多個角度出發(fā),為過熱的地價降溫。但問題是日本政府動作過于緩慢,時過境遷的政策已經難以發(fā)揮作用。
為了從政策上抑制不斷高漲的地價,日本銀行從1989年開始收緊了金融政策,與此同時,日本政府也推出對房地產融資的總量控制措施。于是,1990年日本資產價格便轉入下降通道,開始步入泡沫崩潰過程。泡沫經濟之后的“三大過剩”問題——即債務過剩、設備過剩和雇傭過剩等,對日本經濟造成打擊。為了解決債務過剩問題,日本政府被迫注入了大量公共資金,這是導致日本主權債務攀升的直接原因,它也造成財政政策空間被大幅壓縮。對于經濟而言,如果企業(yè)普遍感覺設備過剩的話,即便需求恢復,也很難喚起新的設備投資需求。雇傭過剩也是如此,一旦形成過剩感,經營狀況即便改善再好,企業(yè)也不會貿然增加招募新員工。這些狀況持續(xù)存在就會導致國內經濟增長陷入長期低迷,這就造成了平成時代(1989-2019年)日本經濟困于通縮而長期低迷的根本原因(企業(yè)大規(guī)模投資海外而不是國內),直到2010年前后,日本才最終解決了“三大過剩”問題。
(作者為南開大學世界近現代史研究中心教授、日本研究院副院長)
【注:本文受到清華大學中國現代國有企業(yè)研究院專項課題“國有企業(yè)的文化構建及其作用機制研究——以日本企業(yè)文化為例”資助】
【參考文獻】
①張玉來:《日本經濟產業(yè)解析:改革、創(chuàng)新與演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9年。
②小峰隆夫:《日本經濟記錄——從應對第二次石油危機對泡沫經濟崩潰》,東京:佐伯印刷株式會社,2011年。
③伊藤元重:《國際環(huán)境變化與日本經濟》,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9年。
責編/李丹妮 美編/宋揚
聲明:本文為人民論壇雜志社原創(chuàng)內容,任何單位或個人轉載請回復本微信號獲得授權,轉載時務必標明來源及作者,否則追究法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