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的天下大義與睦鄰政策體現了中國歷代以來的和平主張。明朝建立之初確定了“中國奠安、四方得所”的睦鄰政策，不僅將朝鮮、日本、安南等十五國列為不征之國，而且在外交中秉持“固宜不與之較”的立場。明朝雖不干預朝鮮半島內政，但注重對其百姓的撫綏，希望在“天下國家”之間建立起德治共識。萬歷年間的抗倭援朝正是出于對天下大義的維護，盡管這一戰(zhàn)爭間接影響了中國王朝的易代，但卻恢復了東亞地區(qū)的政治秩序。

【關鍵詞】明朝  天下大義  睦鄰政策  區(qū)域和平    【中圖分類號】K24    【文獻標識碼】A

明朝的天下構想與睦鄰政策

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派遣使者到三十六國傳遞明朝“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tǒng)”的消息，并闡明明朝的天下構想。在朱元璋看來，“天下”分為“中國”與“諸蠻夷小國”。明朝雖然繼承了元朝的正統(tǒng)，但并不會繼續(xù)元朝征服四夷的政策。洪武元年（1368年）頒發(fā)給安南的詔書講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近，一視同仁，故中國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之也。”表明了明朝要以與中國“一視同仁”的原則對待其他國家，并不強求其臣服。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在奉天門召集群臣闡述明朝對外政策時又講到：“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朱元璋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這一政策，在留給子孫的《皇明祖訓》中，他列出了十五個不征之國，包括朝鮮、日本、安南、占城、暹羅、真臘、蘇門答臘、爪哇等東亞、東南亞鄰國。除了派遣使者至三十六國外，明朝還向另外的三十一國闡明了明朝的天下大義。明朝的天下構想，旨在維系“中國奠安、四方得所”的政治格局，其中包涵“一視同仁”“非有意于臣服”的倫理規(guī)則與情感關懷。這正是對中國歷代睦鄰政策的延續(xù)與發(fā)展。

明朝的睦鄰政策鮮明表現在對朝鮮半島問題的處理上。元明易代時的朝鮮半島尚處于高麗王朝的統(tǒng)治之下。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派遣使者到高麗通報明朝的建立。次年，高麗奉賀表進貢，明朝冊封高麗王。雙方政治關系雖得以建立，但高麗不愿遵循元朝時的疆界劃分，向明朝提出將鐵嶺以北劃歸高麗統(tǒng)治的要求。鐵嶺位于今日朝鮮咸鏡道與江原道交匯處，原本是元朝與高麗之間的界山。鐵嶺以北、以東、以西居住著女真、韃靼人，鐵嶺以南居住著高麗人。元朝在東北的統(tǒng)治瓦解后，明朝在鐵嶺設衛(wèi)。朱元璋在給禮部尚書的諭旨中明確界定了鐵嶺的主權歸屬：“舊既為元所統(tǒng)，今當屬于遼。”朱元璋判斷高麗提出領土要求的用意在于“今復以鐵嶺為辭，是欲生釁矣”，但他又認為“固宜不與之較”，愿意將國境線后退，滿足高麗的領土要求。明朝之所以作出讓步乃是為了實現“四方得所”的睦鄰政策。

明朝睦鄰政策還體現在對朝鮮半島內部事務的不干預上。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高麗右都統(tǒng)使李成桂在進軍鴨綠江威分島時發(fā)動兵變，回軍廢黜了高麗王，隨后自立為王。面對朝鮮半島非正常的政權更替，朱元璋的態(tài)度是：“我不問，教他（李成桂）自作自要，撫綏百姓，相通來往。”一方面，明確表示不干預其內政；另一方面，也關注百姓的生活安寧與中朝間的往來互通。在李成桂的奏請下，朱元璋為之選定了“朝鮮”國號。此后歷代朝鮮王均向明朝求取冊封，冊封范圍包括王、王世子與王妃。通過非正常程序登上王位者，更要借助明朝的冊封來確立統(tǒng)治合法性?？梢哉f，朝鮮王朝的政治穩(wěn)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明朝的睦鄰政策。

明朝對冊封、朝貢有相當具體的禮儀規(guī)定，并制定了《蕃國迎詔儀》，主要見于《明會要》卷五八《蕃國迎詔儀》和《明集禮》卷三二《賓禮·蕃國接詔儀注》。朝鮮在明朝的禮制體系中居于特殊地位。除告哀、進賀等事宜派遣使者外，朝鮮每年派出三次貢使，分別是賀正、圣節(jié)、千秋。后來又增加冬至的朝貢，形成一年四貢的常貢制度。在明朝的天下秩序中，朝鮮朝貢次數最多。在官方祭祀禮儀中，高麗（朝鮮）、安南的山川與明朝治下的內地一體祭祀。洪武二年（1369年）十二月壬午，朱元璋下詔：“今安南、高麗皆臣附，其國內山川宜與中國一體致祭。”洪武八年（1375年），進一步明確：“廣西則宜附祭安南”，“遼東則宜附祭高麗”。

除了在禮制上確立與高麗（朝鮮）、安南的關系，明朝還希望其統(tǒng)治者能接受“圣人之道”，在“天下國家”之間建立起有關德治的共識。如朱元璋曾下詔給高麗王講授治國之道，并授予儒家經典及《漢書》《資治通鑒》等史籍。宣德元年（1426年），明宣宗派遣使者將四書五經、《性理大全》《通鑒綱目》賜予朝鮮世宗李祹。明宣宗對禮部尚書說：“圣人之道與前代得失俱在此書，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讀。聞祹勤學，朕故賜之。若使小國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樂也。”可見，明朝皇帝不只是希望朝鮮世宗明白“天下國家”的道理，也希望朝鮮民眾能由此受到德政的恩惠。

明朝的睦鄰政策得到了朝鮮的積極回應，雙方凝聚了政治互信與文化共識。嘉靖十三年（1534年），朝鮮中宗李懌上表稱朝鮮是“為冠裳國”“恥與虜同”。朝鮮服飾由明朝頒發(fā)樣式，因而在其認識中，其以衣冠之國在明朝的天下秩序中占有獨特的位置，不能與蠻夷之國等同。為此，明世宗于嘉靖十六年（1537年）下詔給朝鮮：“朝鮮素稱恭順，較之諸夷不同，而國家禮遇其國，亦未嘗以夷禮待之。”表明明朝一直將朝鮮視為禮儀之邦，未將其以夷狄之禮對待。

明朝的大義意識與抗倭援朝

明朝的睦鄰政策最鮮明地表現在援助朝鮮抵抗倭寇的戰(zhàn)爭中。萬歷十九年（1591年）十一月，朝鮮王李昖報知朝廷，日本“明年三月間要來侵犯”。萬歷二十年（1592年）四月，豐臣秀吉十七萬軍隊侵略朝鮮，五月朝廷接到朝鮮告急文書：“倭船數百，直犯釜山，焚燒房屋，勢甚猖獗。”明朝立即舉行廷議：“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七月，明神宗下詔：“倭陷朝鮮，國王逃避可憫。援兵既遣，仍諭彼國大臣集兵固守，控險隘以圖恢復，豈可坐視喪亡。”“可憫”成為明朝援朝的情感驅動力，激發(fā)出維護天下大義的道德感。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九月，明神宗敕諭朝鮮王，闡明了抗倭援朝的戰(zhàn)爭性質：“朕之視王，雖稱外藩，然朝聘禮文之外，原無煩王一兵一役。今日之事，止以大義發(fā)憤，哀存式微，固非王之所以當責德于朕也。大兵且撤，王今自還國而治之，尺寸之土，朕無與焉。”

明神宗的敕諭言明，援助朝鮮完全是出于大義，明朝對朝鮮并無領土野心。其中“以大義發(fā)憤”之語，深刻表述了古代東亞政治秩序中的倫理原則與情感關懷。故而明朝在派遣行人往諭明軍整裝待發(fā)的同時，還傳檄琉球、暹羅，動員他們共同發(fā)兵維護天下大義。

萬歷二十年到二十一年間（1592-1593年），明軍以不到四萬之眾對抗倭寇二十萬，收復朝鮮大部國土。在與倭寇的和談中，明朝提出了三項基本要求，旨在維護朝鮮的領土完整與權益自主：一是勒令倭寇全部回國；二是可冊封日本王，但是不許通貢；三是日本必須發(fā)誓不再侵略朝鮮。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九月，明朝正使楊方亨、副使沈惟敬抵達日本，完成對豐臣秀吉的冊封。豐臣秀吉感到侵略朝鮮的戰(zhàn)略目標沒有實現，于是在萬歷二十五年（1597年）正月再次調遣十四萬倭寇入侵朝鮮。明朝隨即調集北方諸鎮(zhèn)薊州、遼東、宣府、大同、陜西、山西諸軍，并募集四川、浙江兵士，調福建、吳淞水軍，再入朝鮮。六、七月間，日軍兵船數千艘占據釜山、慶州、閑山。十一月，明軍集結漢城，分三協(xié)進擊蔚山。

明朝在援朝戰(zhàn)爭中犧牲巨大。蔚山之戰(zhàn)初期，明軍取得很大戰(zhàn)果。后來倭寇援軍虛張聲勢，經略楊鎬不辨虛實并逃離戰(zhàn)場，導致明軍潰退戰(zhàn)死者達兩萬之多。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九月，七萬明軍分四路進軍，對倭寇全面攻擊。十月，豐臣秀吉的死訊傳來，明軍加緊進攻。十一月十七日夜，原守蔚山的倭寇東路加藤清正率先從海上撤退。明軍在追擊的同時向倭寇中路石曼子、東路小西行長所部發(fā)動進攻?？偙惌U率領水軍一萬三千人、戰(zhàn)艦數百艘，封鎖忠清、全羅、慶尚諸道的海口要道。明朝水軍焚燒小西行長戰(zhàn)船百艘，中路的石曼子西援小西行長，又被陳璘擊殺。明軍副總兵鄧子龍與朝鮮統(tǒng)制使李舜臣，率領水軍邀擊日軍于釜山南海，殲滅日軍萬余人。鄧子龍、李舜臣也在這次戰(zhàn)役中犧牲。

抗倭援朝后東亞秩序的重構

萬歷援朝之役踐行了天下大義，制止了日本的侵略，維護了朝鮮的領土完整，但明朝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除了戰(zhàn)爭中的人員犧牲之外，軍餉花費達到數百萬兩白銀之多。有學者認為，為了維系財政平衡，明神宗派遣宦官出任礦監(jiān)稅使，加緊搜刮，導致民窮財盡。《明史》也評價：“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于神宗。”

援朝戰(zhàn)爭引發(fā)了東北地緣格局的變動。在援朝戰(zhàn)爭開始時，努爾哈赤已完成對建州女真的統(tǒng)一，成為東北亞重要的政治勢力。萬歷二十年（1592年）七月，加藤清正“遂引兵渡豆?jié)M江，深入老土部落，攻陷城塢，胡人四起邀擊，士卒多死傷”。倭寇對中國東北地區(qū)的侵略使安全局勢進一步惡化。據《朝鮮王朝實錄》《宣祖實錄》卷三十“二十年九月十二日”條記載，女真建州貢夷馬三非等向明朝告稱：“本地與朝鮮，界限相連，今朝鮮既被倭奴侵奪，日后必犯建州。奴兒哈赤部下，原有馬兵三四萬，步兵四五萬，皆精勇慣戰(zhàn)。如今朝貢回還，對我都督說知，他是忠勇好漢，必然威怒，情愿揀選精兵，待嚴冬冰合，即便渡江，征殺倭奴，報效皇朝。”努爾哈赤請求出兵朝鮮、抗擊倭寇。女真勢力的這一動向真實反映了倭寇對東北亞地區(qū)秩序的破壞以及明朝抗倭援朝的人心所向。明朝兵部令遼東都司了解情況，由于朝鮮對女真入朝持反對態(tài)度，導致努爾哈赤的出兵請求未獲批準。東北局勢演變?yōu)椋好鞒|東都司盡全力投入朝鮮戰(zhàn)場，努爾哈赤則將戰(zhàn)略重點放在中國東北。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努爾哈赤擊敗由海西女真四部、長白山女真二部、蒙古、錫伯等部組成的九部聯軍。此后的二十年間，努爾哈赤向北滅野人女真，再滅海西女真，并爭取到蒙古科爾沁部的支持，控制了遼東邊外的大部分地區(qū)。直到努爾哈赤聯絡蒙古試圖攻占海西葉赫部占據的開原北關，明朝才意識到努爾哈赤的威脅，但此時努爾哈赤已占據軍事上的主動地位。

援朝戰(zhàn)爭促進了朝鮮對明朝的情感認同。朝鮮大儒宋時烈曾說：“至于壬辰之變，受報酬勤，宗社亡而復存，生民死而復生，環(huán)東土數千里，一草一木，何莫非帝德之所濡哉？”萬歷援朝之役時任朝鮮王宣祖的李昖，手書“再造藩邦”四字傳世以不忘明恩。天啟七年（1627年）、崇禎九年（1636年），后金兩征朝鮮，朝鮮被迫斷絕與明朝的君臣關系，轉而成為后金藩屬。據宋時烈記載，仁祖李倧每到明朝慶節(jié)都會獨自到后園痛哭拜跪。明朝滅亡后，朝鮮在很長時間里仍舊使用“崇禎”年號，還在朝鮮王宮和清州華陽洞的萬東廟與朝宗巖設立大報壇，祭祀明熹宗與明思宗。

盡管從明朝的立場上看，抗倭援朝戰(zhàn)爭的代價是高昂的，但其意義又是非凡的。它不僅維護了道德層面的天下大義——這一大義為清朝所繼承，而且在現實層面遏制了倭寇勢力對區(qū)域和平的破壞。經由抗倭援朝戰(zhàn)爭，倭寇勢力退回日本后再次陷入混戰(zhàn)。即便是重建統(tǒng)治秩序的江戶幕府，亦再未發(fā)動大規(guī)模的對外侵略戰(zhàn)爭。因此，萬歷年間的抗倭援朝戰(zhàn)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明實錄》，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

②[韓]國史編纂委員會：《朝鮮王朝實錄》，電子數據庫網站。

③[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④[清]龍文彬：《明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

責編/孫垚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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