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對人主頂級的稱譽那一定是“堯舜”，古代中國以儒家為核心文化，而儒家在政治層面最為推崇堯舜。在儒家文化圈中，無論是“比作堯舜”還是稱其“堯舜再生”那一定是無上的贊譽。

《從封建到大一統(tǒng)：〈史記〉中的歷史中國》 韓昇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

隨著中國歷史發(fā)展，皇權(quán)不斷地提高，“堯舜”這一稱呼也逐漸流于形式，成為官方問答樣本，即使皇帝聽了不一定舒服，但一般做臣子的都會稱其主為堯舜。有這樣一個故事，甘露寺之變后，唐朝的權(quán)力被宦官掠奪，皇帝唐文宗郁郁寡歡常受到宦官欺凌。一次唐文宗問當值學士周墀：“我可比作前代何人？”周墀答道：“陛下可比作堯、舜。”唐文宗嘆息道：“我怎敢自比堯舜，你看我像周赧王、漢獻帝嗎？”周墀說道：“這都是亡國之主，他們怎么和您比？”唐文宗說：“周赧王、漢獻帝受制于諸侯，而我受制于家奴，這樣看我連他們都不如！”唐文宗說罷涕泗橫流，自此再也不上朝了。即使唐文宗遭到了宦官如此欺辱，當他問大臣時，他們?nèi)詫⑻莆淖诒茸鲌蛩?，不管多么官方，但我們從中得知堯舜在古代贊美言詞中有著極高的價值。

中國歷史中的堯舜以及后繼者禹的記載，主要出自《史記》，后世人們通過《史記》了解這三位圣人的事跡，再通過儒家經(jīng)典中的道理，交織產(chǎn)生對堯舜禹時代的膜拜?？梢哉f在儒家學者的心目中，堯舜禹時代是最美好的時代，儒家政治的理想就是復古恢復那個時代的人心風貌。

《史記》之中有太多信息值得推敲，一些上古事跡或者說是司馬遷對于人世間的理想，都投入在《史記》之中。作為有著懲惡揚善，有著價值引導的私家史學著作，司馬遷與他的偶像孔子有著同樣的追求，而這些細節(jié)則隱含在《史記》的敘述以及筆法之中。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韓昇教授將在中讀錄制的“閱讀《史記》”課程文字版整理出來，再加之作者多年的研究，系統(tǒng)梳理了自己對《史記》的認識，并將其集結(jié)出版為《從封建到大一統(tǒng)：〈史記〉中的歷史中國》。

作者希望現(xiàn)代讀者在讀《史記》時，能尋找到閱讀的方法，畢竟完全按照原著來讀，可能讀者早早就失去了興趣。而我們要讀懂《史記》，需要從中了解司馬遷的歷史哲學，看清楚哪些是歷史的建構(gòu)，還要看穿這些建構(gòu)的人文理念、各個歷史時代的思想意識，乃至通過歷史建構(gòu)樹立起來的文化傳統(tǒng)的導向和目的，洞徹思想的來龍去脈和文化傳承的歷史依據(jù)，才能去偽存真，提取適應現(xiàn)代社會的文化要素，這樣才能讀活《史記》。

作者在閱讀《史記》時，并非將千年前的古籍當作不可挑戰(zhàn)的權(quán)威，而是基于現(xiàn)代常識和文獻比較去印證自己對《史記》的質(zhì)疑。書中提到《史記·五帝本紀》中的記載與真實歷史可能有差異，真實歷史上的“五帝”很有可能是各個地方部族的首長，比如《左傳》中的“五帝”之間就沒有血緣關系。但司馬遷為什么要將“五帝”拉到一個血脈譜系之下，這種虛構(gòu)的關系反映了什么，恰恰是作者最為關注的。

用血緣串聯(lián)起“五帝”的關系，反映出民族融合的進程和基本原則，必須給予各地部族首長以領袖的“帝”的地位，并且必須闡明大家從各個部族走到一起，未來就是一個民族華夏族，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吸收周邊民族，用虛構(gòu)的血緣維系起這條紐帶，最終將大家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

這種思想其實是實現(xiàn)了大一統(tǒng)的漢朝對于民族問題的認識和從秦朝失敗的教訓中汲取的。漢朝摒棄秦朝失敗的民族統(tǒng)一政策，以上古時期的民族融合為模板，以國家為基礎構(gòu)建共同認可的“國族”，從而將境內(nèi)各個地區(qū)，各個民族融合為“漢族”。司馬遷處于西漢鼎盛時代，作者認為《五帝本紀》正是這種民族融合政策在歷史記載上的反應。

在民族的融合中，一種中國獨有的價值逐漸體現(xiàn)出來，那就前文所說的以堯舜為代表的價值觀。這里透露出司馬遷的理想，為帝制所害的司馬遷，看到了權(quán)力不受制約的壞處，因而他更加懷念上古時代寬松的政治氛圍。他整理歷史，希望構(gòu)建出理想的政治倫理，為國家的長治久安提供理論。那些美德，那些美好的理想，在堯舜禹時期，逐漸鋪開，進行著歷史的構(gòu)建。書中提到，司馬遷沒有采用堯舜禹三代繼承發(fā)生流血戰(zhàn)爭的說法，堅持權(quán)力的交接是通過選賢任能的禪讓而傳遞的，從而構(gòu)建出美好的政治理想。

書中在講述堯舜禹時，反復提及中國歷史開端不具有神性而強調(diào)人文，而作為人文事跡，堯舜禹則代表著人類最初的美德。通過他們的事跡，我們能看出司馬遷在樹立一種價值，那就是天下為公、四海一家為大原則，法天則地、仁慈謙恭、孝悌包容、勤政建功的基本原則，其內(nèi)容包括了兩大項就是德性與功績。用品德和功績代替神，構(gòu)建世俗社會的政治合法性，成為中國古代的政治原則，并且通過堯舜禹以禪讓方式交接權(quán)力，突出了德性與功績在世俗社會的價值。

所以在后世當人們提到，君王可比作堯舜，或是堯舜再生時，則是在夸獎君王的德性與功績是眾人心服口服的，是超于常人的。當然，在這種價值的引導下，品德與功績都要置于人們的審視之下，這形成了對權(quán)力的約束，但也造成了政治焦慮。個人品德成了后世政治斗爭的武器，在內(nèi)卷之下，道德標準不斷提升，最終走向了非人的高度，成了可以攻擊一切的道德核武器。對于功績的追逐成為另一個合法性焦慮，人們陷入只有不斷地工作、創(chuàng)造才能證明自己的價值陷阱，為了滿足不斷加碼的功績審視，在心理上人們即使亂作為也好過不作為，這也導致了后世價值上的狹隘。

可以說這本書雖然是在講《史記》，但是并非陷入原文字句中，而是在故事現(xiàn)象中思考，帶著現(xiàn)代人縱觀歷史橫向?qū)Ρ鹊乃季S，將《史記》中那些隱藏的內(nèi)容，和后世的發(fā)展串起來，重新審視作為中國歷史的起源，《史記》在中國人的思維、價值等方面產(chǎn)生了多大的影響。

（原標題：司馬遷眼中的堯舜禹時代）

來源：北京晚報 作者 吳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