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古代讀書風尚由來已久。春秋戰(zhàn)國，文化下移催發(fā)了最初的讀書熱潮。兩漢重文教，讀書風氣進一步發(fā)展。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確立，極大地激發(fā)了整個社會的讀書熱情、強化了讀書觀念。宋代以降，科舉制度不斷完善，“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成為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古代社會讀書風氣熾盛，是因為閱讀承載中華民族精神的典籍是民族認同、文化傳承的重要路徑，而國家的推動、杰出人物的垂范，亦是讀書氛圍濃郁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讀書風氣 民族精神 文化認同 【中圖分類號】K23  【文獻標識碼】A

中國古代社會，總體而言，教育條件比較簡陋，教師比較短缺，讀書學習門檻較高。然而古人非常崇尚讀書，他們很早就認識到讀書學習的重要性，并不斷在工作、生活中踐行。那么，中國古代的讀書風尚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歷史圖景呢？

書香不絕的古代社會

夏、商、西周時期，教育被官方壟斷，典章文物為王室專有，讀書范圍基本局限在掌管典籍文化的官吏和享有受教育權(quán)的貴族子弟，構(gòu)成了上古三代最初的數(shù)量有限的讀書人群體。這種狀況顯然不能適應社會發(fā)展的需要。于是，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教育文化下移的趨勢不可阻擋，孔子提倡“有教無類”，正是適應這種歷史趨勢和更廣大人群讀書的需求之舉。一個典型就是“中牟鄙人”甯越，草野之民“而從學問”，勤讀苦學十五年，“為諸侯師”，成為周威公的老師。正是隨著私學發(fā)展，讀書群體進一步擴展，讀書開始成為普遍的社會風尚，在此基礎上士階層的興起，成就了先秦文化繁盛象征的“百家爭鳴”。當然，在這樣的社會轉(zhuǎn)型期，作為讀書主體的先秦諸子表現(xiàn)出多樣的文化價值取向。儒家主張讀書明道的堅定的道德信念，強調(diào)“士志于道”的高尚道德情感，也塑造了他們堅定的讀書意志?？鬃泳陀星谧x《周易》，致編綴的皮條多次斷開，而成“韋編三絕”的讀書事跡。墨、法、縱橫諸家主張雖不盡相同，但都傾向事功實利的價值取向。典型代表有蘇秦，他家境貧寒，被兄嫂、妻子恥笑，于是晝夜勤讀，困怠時引錐刺股，最終取六國相印，榮歸故里。

秦朝建立后，推行極端的文化專制主義政策，不惜焚書坑儒，并以《挾書律》打擊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異己力量。當時民間僅能流傳一些識字文本、法律律令和日用醫(yī)藥、卜筮、種樹等有限種類的書籍，人們很難接觸其他的讀物，這種文化愚民政策也是秦“二世而亡”的原因之一，幾乎中斷先秦文化的繁榮局面，但卻無法中斷讀書之風，人們冒殺頭危險、千方百計也要將典籍傳下去，保留文化火種，才有后來漢代文化的復興。

西漢在初期70多年奉行黃老學說，在搖擺中實行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寬容政策，儒、墨、道、法、陰陽、縱橫等先秦著述重行于世，讀書風尚重又活躍起來。漢武帝時，“罷黜百家、尊崇儒術”，更推動讀書、注經(jīng)、立說成為社會風氣的主流。西漢一代，勤奮讀書的事例可謂俯拾皆是。司馬遷完成鴻篇巨制《史記》，就是廣羅博覽之典范。與蘇秦并列“懸梁刺股”主角的孫敬，“好學，晨夕不休”，終成西漢時期的大儒。董仲舒“三年不窺園”，“言專學也”，成就一代大儒。東漢時，光武帝劉秀及其子孫推行“偃武修文”的政策，教育與文化的寬松程度不亞于西漢，士人與民間的讀書風氣長期得以保持。劉秀同窗朱岑一家五代，處新莽亂世，至光武中興，仍世世為學，朱穆更是讀書專注，或丟失衣冠，或跌落坑中，而不自知，其沉思好學，被譽為“兼資文武，海內(nèi)奇士”。武將也重視讀書，一代名將班超亦常“涉獵書傳”“為官傭書”。漢代卓越而豐富的科技成果，顯然與這一時期讀書向?qū)W的風氣密切相關，蔡倫、華佗、張仲景等能取得享譽古今的成就，勤讀、苦學是基礎。

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社會戰(zhàn)亂不休、政治混亂，但無論是高門大族還是寒門士族，均重視讀書學習，這也是在魏晉亂世，文化得以延續(xù)甚至異樣繁榮的深層原因。這一時期，門閥士族非常注重讀書家學傳統(tǒng)，而出現(xiàn)三國曹氏、陳郡謝氏、瑯琊王氏、南梁陶氏、南梁蕭氏、北魏拓跋氏等世代書香門第。而寒門士族更是視讀書勤學為終身志業(yè)，“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的呂蒙，已是手握重權(quán)的武將，仍以吳主孫權(quán)要求自勵，堅持讀書以增益才智，可見讀書對時人之重要。而東晉孫康映雪、車胤囊螢等典故流傳不絕，反映當時和后世對讀書人勤奮刻苦的精神品質(zhì)的褒揚。車胤“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孫康建映雪堂，后世子孫能不忘初心，故后人中仍有孫思邈等典范。值得一提的是，漢代以來受三綱五常等規(guī)制影響的教育單一化格局，在魏晉南北朝時期被打破，出現(xiàn)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讀書者的形象。著名才女蔡文姬，遍覽其父蔡邕藏書四千多卷，并能誦四百余篇，“博學有才辯，又妙于音律”，成為古代女性文學家的典范。

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確立，極大地激勵了崇尚讀書的社會風氣，即使在政局動蕩之時，讀書向?qū)W的風氣也沒有消散，正如杜荀鶴《題弟侄書堂》詩云：“何事居窮道不窮，亂時還與靜時同。家山雖在干戈地，弟侄常修禮樂風。窗竹影搖書案上，野泉聲入硯池中。少年辛苦終身事，莫向光陰惰寸功。”尤其是中唐以后，隨著國子學的衰落，詩書之風散播民間，讀書山寺蔚然成風。當時文獻記載，士子習業(yè)山林寺院者達200余人，詩圣杜甫就結(jié)廬成都草堂，織就一代“詩史”；白居易與劉軻等一批在廬山結(jié)廬耕讀的同好，“農(nóng)圃余隙，積書窗下，日與古人磨礱，歲月悠久，寖成書癖”，有讀書終老于此之愿。勤奮讀書學習，使他們多成為一代文宗、名臣。

宋代更顯崇儒重文，大量增加取士名額，提升科第地位，推動讀書之風熾盛尤甚。無論北宋還是南宋皇帝多以讀書為榮，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宋太祖常鼓勵文臣武將讀書以明曉治國之道，太宗日覽《太平御覽》三卷，并說“朕喜讀書，開卷有益”。宋代社會上下，對于讀書學習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褒揚，勤奮讀書的事例不絕于史。司馬光居洛陽獨樂園十余年，遍閱舊史，撰就《資治通鑒》的事跡流傳至今；陸游筑“書巢”，寫下“兩眼欲讀天下書”“青燈有味似兒時”等詩句，反復申述自己的讀書心跡，為人津津樂道。宋代讀書風氣的盛行，還體現(xiàn)在北宋中期以后公私學校林立，書院講學盛行，藏書之風亦盛，萬卷樓、萬卷堂的詩文史載，隨處可見，社會上書香彌漫，“人人尊孔孟，家家誦詩書”。不僅是人才高地，偏遠之地亦是“孤村到曉猶燈火，只有人家夜讀書”，江西一帶在宋代亦走出了晏殊、曾鞏、王安石、歐陽修等一代名儒，從此成為讀書盛地。在整個社會濃郁的讀書氛圍下，宋代屢現(xiàn)神童、才女的記載，詞人晏殊即以神童召試，年僅14歲便賜進士出身。宋人還善于總結(jié)治學經(jīng)驗、讀書之法，最膾炙人口的就是朱熹“口到、眼到、心到”的“三到讀書法”。

遼、西夏、金、元，由少數(shù)民族建立的王朝，受漢文化的影響，讀書風氣頗盛。西夏因此有了自己的文字和典籍，金代學術文化更趨繁榮，有遼、西夏所不能及者，而承宋讀書風尚，其典范有金代“神童”之譽的元好問，一生與書為伴、以書為樂，“丈室何所有，琴一書數(shù)冊”，代表了那個時代人們對藏萬卷書、讀書不倦生活的推崇。元朝是中國歷史上讀書文化發(fā)展的一個多元化時期，一方面隨著政治的穩(wěn)定，各民族大批人群“舍弓馬而事詩書”，融入漢文化的讀書大軍，另一方面統(tǒng)治者漢化遲緩，不可避免對社會讀書風氣有所影響。

明代是讀書學習風尚的恢復、發(fā)展和繁榮時期，也是在程朱理學成為官方哲學后，文化專制政策鉗制思想、文化，傷害讀書人群體較為突出的一個歷史時期。當然，明代隨著教育的普及、科舉制度的完善，推動整個社會讀書學習氛圍和熱情高漲。在本具文化傳統(tǒng)的江南地區(qū)更是出現(xiàn)“后生小子無不讀書”的現(xiàn)象，“窮不丟書，富不丟豬”的理念，已成為社會生活的準則。終明一代，文臣、武將皆好學，大學士宋濂一生手不釋卷；抗倭名將戚繼光幼時家貧，仍好讀書，通曉經(jīng)史大義。在這樣的氛圍下，人們不僅勤于讀書，文人學士還多方闡發(fā)自己的讀書觀和讀書法，流傳至今的薛瑄《讀書錄》、陳繼儒《讀書十六觀》、胡承諾《讀書說》、陸世儀《思辨錄》等，彰顯中國歷史上讀書理論的發(fā)展和豐富。

清代前期，沿襲明代文化專制政策而加厲，文字獄、禁毀圖書和八股取士，使中國社會的讀書治學，越發(fā)艱難，然而讀書學習的傳統(tǒng)精神，不可能為一朝一代統(tǒng)治者所扼殺。中華文化得以綿延，得益于當時一代又一代學人逆風向上，篤志好學、博學多聞的讀書精神，以及護佑讀書種子、“讀書秋樹根”的勉學精神。即便到了清后期，西力東侵、西學東漸，中華文化存亡斷續(xù)之際，中國人讀書學習的傳統(tǒng)和豐厚土壤，使文化之根柢、文化復興的火種得以保存。

古代社會讀書風氣熾盛之因探微

古代中國，無論廟堂高庭，還是鄉(xiāng)村山野，無論名門望族，還是市井人家，都洋溢著濃郁的讀書風氣。深思古代讀書盛行的原因，有諸多深層次的因素：

讀書是中華民族精神存續(xù)和文明古國文化自覺的重要途徑。中華民族的形成是長期的歷史過程，其間形成的心理狀態(tài)、價值觀念、思維旨趣，構(gòu)成了民族文化、民族意識的內(nèi)核和靈魂，形成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和文明古國的美譽。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一代代中國人逐步形成一個民族共同的自我意識，就是一個民族和身居其中的個體對自身的存在、地位、利益、價值和文化傳統(tǒng)的自覺，或頌揚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和民族自豪感，或強調(diào)民族感情神圣性和民族文化的同質(zhì)性。而中華民族文化形成的過程中，許多歷史時期都會受到外來文化的沖擊和挑戰(zhàn)，從自身的歷史、文學、藝術中探求民族精神的源泉，閱讀和傳承文化典籍，歷來是文明古國的文化自覺、展示中華民族文化獨特性和優(yōu)越性的重要路徑。

國家對讀書風氣的塑造具有重要而關鍵的作用?？v觀中國歷史，統(tǒng)治者政治相對開明，施行較為寬松的思想文化政策，必然推動讀書習業(yè)之風日趨濃郁。對于讀書人而言，天下安寧而有學，可以探求文化源流是一個方面，而讀書有仕宦和名利的獎勵可能，有發(fā)揮“治國平天下”才能的機會，同樣是古代中國出現(xiàn)普遍而持久的讀書風氣的一大根源。其中，科舉制度無疑是關鍵影響因素之一，科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推動了中國古代社會讀書風氣愈加普遍。在中國歷史上宋代讀書十分盛行，就是由國家的提倡、科舉勸學尤盛，以及中國社會詩書教子傳統(tǒng)的光大等因素疊加而成，宋人甚至說：“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客觀上使得更廣大的人群自孩童起就終日讀書、孜孜不倦，而科舉出仕的官員將讀書風尚帶往就職之地，亦推動全社會的讀書風氣愈益濃厚，使文化得以流傳不絕。

杰出人物的垂范作用，也是古代讀書風氣熾盛的重要原因。中國歷史上的杰出人物在引領民眾創(chuàng)造輝煌時，他們在這些活動中所表現(xiàn)的精神，所表現(xiàn)的民族文化傳統(tǒng)，也由此為社會所認可，通過各民族杰出的思想家對這樣的精神和文化傳統(tǒng)的提升和傳播，表達為全社會的認知和認同，最終成為全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財富。正如各歷史時期杰出人物的提倡，讀書正心立身，使人知書達理，不僅是出將入相、光耀門楣的期盼，更是人們對讀書所代表的積極向上、文明進步的社會性活動的崇敬與向往，得到中國社會普遍認同，使得“家家飯熟書還熟”，處處可聞讀書聲，書卷成為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物品和精神寄托。讀書精神綿延不絕，這是中華民族生存延續(xù)、國家興旺強盛、人民富足安樂、社會和諧發(fā)展的根基。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導；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碩士研究生田欣蕾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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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李丹妮 美編/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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