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出現大面積國際信任赤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國之間形成了比較穩(wěn)固的戰(zhàn)略競爭關系。國際信任本質上是社會建構而成的，一國主要國際身份的適當確定對于該國國際信任的總體狀態(tài)有著決定性作用。一國國際身份具有體系性、層次性特點，其確定和調整也可以分步驟、分領域開展。從歷史上看，國際危機爆發(fā)時期，大國往往會評估調整其主要國際身份，以維持國際信任和秩序。大蕭條時期的英國、二戰(zhàn)后的法國以及20世紀60、70年代的蘇聯，都在調整身份和信任重建上有著經驗教訓?；猱斍皣H信任危機的關鍵是處理好中美的身份政治沖突。一是要正確認識國際身份與國際信任的關系規(guī)律；二是要正確認識美國在國際身份調整上的遲緩性和中國確定主要國際身份的特點難點；三是要從技術上尋找中美國際身份體系中的可調整之處。

【關鍵詞】國際信任 國際身份 國際危機 國際合作 國際政治社會學

【中圖分類號】D80/D8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4.08.005

【作者簡介】郭樹勇，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教授、博導。研究方向為國際關系理論、外交學理論、國際政治社會學、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區(qū)域國別研究理論。主要著作有《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大國成長的邏輯——近代以來西方大國成功崛起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分析》《從國際主義到新國際主義——馬克思主義國際關系思想發(fā)展研究》《中國軟實力戰(zhàn)略》等。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關系逐漸進入了動蕩變革期，中美兩國進入了戰(zhàn)略競爭時期。世界范圍內出現了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地緣政治回潮、國際關系陣營化、全球分裂等趨勢；中美兩國已有的戰(zhàn)略共識被侵蝕，合作的政治基礎被破壞，大國競爭被賦予了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色彩，出現了深層次的較為普遍的不信任?；赝麌H關系史，當地緣政治回潮、大國間意識形態(tài)斗爭加劇時，國際不信任狀態(tài)甚至戰(zhàn)爭狀態(tài)就會出現，國際信任重建就成為迫切的戰(zhàn)略問題。國際信任的定義固然有不少，[1]但其大致內涵是指國際關系行為體在國際交往中所享有的被他者賦予穩(wěn)定合作預期的聲譽。就改善大國間國際信任的方法而言，恰當調整和定位相關大國的國際身份體系，維護有序向善的國際秩序，是國際信任重建的關鍵之一。

問題的提出與國際信任的研究方法

歷史上并不常常出現大面積國際信任缺失的現象，只有世界秩序出現較大的變數，主要大國開始以競爭而非合作的方式對待變局，出現了嚴重的區(qū)域性甚至世界性國際危機時，才會發(fā)生大面積國際信任缺失。

問題的提出。21世紀20年代的國際信任危機，與歷史上的信任危機相比，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其一，當前主要地緣政治沖突幾乎將所有大國席卷其中，大國間信任基礎受到極大侵蝕。一是烏克蘭危機。這場歷時三年的熱戰(zhàn)，使得北約與俄羅斯之前的“北約不向烏克蘭東擴”的戰(zhàn)略約定被打破，俄羅斯又一次被北約國家視為最危險的敵人，芬蘭、瑞典等國放棄中立制度，西歐與東歐再一次處于分裂之中。二是巴以沖突。這次巴以沖突，不僅破壞了多年來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脆弱信任，而且?guī)缀鯎錅缌松程?、伊朗等中東大國之間的和平曙光。三是臺海問題。自2018年以來，美國不顧中國反對，破壞已有戰(zhàn)略默契，深度干涉中國內政，連續(xù)出臺各類所謂“保衛(wèi)臺灣”的議案，派遣或鼓勵本國和盟國朝野人士訪問臺灣，挑戰(zhàn)中國政府底線，造成中美和兩岸關系的緊張局勢。

其二，國際關系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持續(xù)演化，準確判斷國家間意圖越來越困難，國際信任的技術保障不足。國際關系既有整體性發(fā)展的趨勢，也有碎片化發(fā)展的趨勢，后者突出地表現為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增多?？茖W技術革命和信息社會的到來，使得國際關系的不確定性呈幾何級數增加，傳統(tǒng)安全與非傳統(tǒng)安全交織，政治權威的普遍下降與國際合作所需的權威性、有效性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政治經濟復合相互依賴性和國際倫理復雜性也在加劇；本已形成合作關系的國家也容易在不確定和復雜的國際形勢中出現持續(xù)的判斷失誤，受到偶然事件和不實信息的干擾，更何況處于競爭狀態(tài)的國家之間的關系。國際社會還沒有建立起可靠的共享信息系統(tǒng)來避免信息干擾和誤判，國際信任缺乏科技方面的保障。

其三，國際秩序失范與大國行為失信混雜交織。首先，作為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是“雙失”行為的主要責任者，一方面沒有適時修改國際秩序中不適宜于國際政治經濟新發(fā)展的規(guī)則，造成了全球治理新領域的規(guī)則漏洞和貿易金融規(guī)則體系的落后；另一方面，在聯合國會費、聯合國千年計劃、2030年可持續(xù)發(fā)展議程實現等問題上，遲遲不能兌現自己曾經作出的承諾。其次，一些國際組織特別是安全類國際組織，比如北約等，不顧之前達成的戰(zhàn)略承諾，不斷地向外部世界拓展，造成了現行國際秩序的混亂。最后，國際秩序建設中的有關“關鍵國家”沒有如期履行國際社會形成的共識及多邊“決定”，比如，聯合國關于“兩國方案”的決議并沒有在巴以關系中實現，以色列固守自己的國家利益，通過戰(zhàn)爭或制造危機的方式來維持恐怖下的安全，以實現背后大國的戰(zhàn)略利益。

國際信任的性質、特點及其研究方法。以往的國際信任研究多是從危機管理和大國競爭控制等角度開展的，20世紀60年代美國學術界用類似方法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60年后的今天，國際形勢出現了上述不確定和復雜性等新特點，我們需要從國際關系理論的較新成果出發(fā)，探索國際信任重建之道。

其一，國際信任的社會建構性。什么是社會建構？它不是純粹西方學界的概念，而是國際政治社會學的核心概念，指國際行為體之間通過話語、貿易、外交甚至戰(zhàn)爭危機等方式進行國際交往，最后形成與各方利益與愿望有關但又超出各方最初設計的意圖外后果，形成恩格斯所說的“力的平行四邊形”。[2]國際信任是社會建構而成，是指當我們承認國際社會存在且所有政治行動都受到國際規(guī)范約束時，國際信任作為一種觀念和認同存在是國家間復雜互動的結果。國際信任實質上是國際關系行為體形成的關于他方或多方能夠按照預測的積極方向行動的比較穩(wěn)定的預期。這種預期本身是基于已有的相關觀察或國際合作，是多層次社會事實的合理延伸效應。

要進一步理解國際信任的社會性，還需要注意它的幾個特點。第一，它是一種非物質存在。它是外部世界對某個國家的良好認知或正面觀念所積累起來的觀念形態(tài)。有學者認為，國際信任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一個國家把自身利益和命運交付到另一個國家供其“控制”，國際信任意味著社會控制。第二，它是一種社會承認。一個國家再強大，如果它的對外行為失范，得不到其他國家甚或國際規(guī)則的認可或認同，它的國際信任度就較低，無法與國力相稱。第三，它具有歷史實踐性。國際信任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經由國際交往實踐形成的，是一定時期內積累而成的關于國際合作和國際責任的聲譽。國家利益確立、決策集團及領導者偏好、國際身份、外交路線、外交制度以及外交人員能力素質等成為制約實踐主體的重要方面，其中本國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重合度決定了國內合法性與國際合法性的對接性，是關乎一國是否能夠贏得國際信任的重要因素。第四，它與國際意識形態(tài)有密切關系。國際信任雖然也有一部分來源于戰(zhàn)略上的持續(xù)合作，這在大國競爭時期尤為常見；但是在更多的情形下，國際信任還是基于日常的外交行為，特別是基于共同價值觀之上的國際合作。這就能夠解釋，為什么意識形態(tài)背景不一樣的國家之間建立國際信任的速度較慢，而意識形態(tài)背景相似的國家之間積累國際信任的速度較快。然而，在國際政治中，意識形態(tài)的作用與國家利益相比，在絕大部分的時期內居于次要的甚至不重要的地位。

其二，社會學方法。這里的社會學是指國際政治社會學（IPS）。由于一個國家的國際信任主要來源于國際社會實踐以及他國對本國的認同，因此，現在較以往更有必要用社會學方法進行國際信任研究。在本文中使用這個方法，還有三個特殊考慮。第一，國際信任的本質研究不能離開社會學。社會學方法在國內政治和國際政治研究中有相似性，也有不同之處。最大的不同之處在于國際政治中沒有居于核心地位的國際權威和國際規(guī)范，因此，國際信任本身往往來自于主權平等的國家之間的互動及體認。第二，國際社會化與國際信任有相關性。國際社會化程度越高，國際信任的水平也越高。國家間的相互依賴程度越高，國際政治社會化的程度越高，在國際復合相互依賴基礎之上形成的國際法、國際規(guī)則和國際權威就越穩(wěn)定，這樣，國際信任就會走向持續(xù)化、制度化，就會超越偶然的國際信任、雙邊的國際信任以及基于恐怖主義威脅的國際信任等這些低級的國際信任，走向基于共同體合作的高級的國際信任。第三，國際身份是國際政治社會學的基礎概念。[3]本文重視國際身份在解析國際信任中的關鍵作用，其既是國際交往實踐的產物，也是開展新一輪外交實踐的基本社會角色。國際身份的確定來源于國內政治需要，體現了執(zhí)政者的方略，具有國家性；但又主要取決于國際社會與該國的互動，是國內合法性與國際合法性互動的產物，因此，又具有國際性；國際身份的調整并不影響國家基本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因此具有靈活性。

其三，層次分析。本文將國際身份作為研究國際信譽的主要分析工具，并假定國際身份與國際信任一樣，均擁有一定程度的結構性、層次性特點。具體而言，一個國家的國際身份不是單數，而是復數，它們形成了一個有著復雜構成的國際角色系統(tǒng)。國際身份有主要國際身份與次要國際身份之分。一個國家只有一個主要國際身份，卻有多種次要國際身份，以及更多的臨時性國際身份。主要國際身份是本國在國家身份和外交大戰(zhàn)略的基礎上與主流國際秩序相對接，與全球主導國家或區(qū)域性主導國家互動形成的基本國際角色。而次要國際身份是本國在主要國際身份的指導下，在國際治理過程中針對某個領域問題或區(qū)域問題形成的比較穩(wěn)固的角色。臨時性國際身份塑造所需的時間更短，形成的社會互動基礎也比較薄弱。大多數臨時性國際身份是建立在特定的國際熱點上形成的多方共識，這種共識未形成機制也沒有明確的戰(zhàn)略目標，也有不少臨時性國際身份是基于雙邊合作協定和有關方面的共識而互動形成，這種外交角色具有更大的易變性。比如，當前美國的主要國際身份是國際秩序的主導國、唯一的超級大國。它的次要國際身份很多，分布在多個領域、多個區(qū)域。就領域而言，它是最大的核武器擁有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系列主要國際經濟、貿易和金融等國際組織的規(guī)則制定國，北約領導國、二十國集團成員國、七國集團成員國等；就區(qū)域而言，它是美洲國家組織國家、美加墨國家、CPTPP國家、太平洋國家、美以共同體成員國、印太國家等。“四國機制”是美國、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亞四國逐漸形成的旨在推動實現所謂“自由和開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目標而建立的四邊協同機制，美國的成員國身份就是一種臨時國際身份，是從屬于“印太國家”身份的。

國際身份決定和塑造國際信任

國際信任的產生和調整取決于多種因素，有些是近似因果性的，有些是屬于建構性的，它們在特定的時期內共同發(fā)揮作用，國際信任是不確定性和確定性的綜合體。在這一過程中，國際身份發(fā)揮著關鍵性的作用。

國際身份在塑造國際信任中的決定作用。國際信任與國際形象、國際合作、國際責任、國際身份等均有密切的關系。但是，較之國際信任與前三者之間的關系，國際信任與國際身份的關系更有實質性。從操作意義上講，國際身份才是國際信任最重要的影響因素，較之其他因素更能塑造較為穩(wěn)固的國際信任。首先，國際身份更易把握。國際形象對于建構國際信任是重要的，若一個國家的國際形象不好，則很難獲得其他國家甚至國際社會對它的普遍國際信任。然而，國際形象具有更多的不確定性、主觀性、多變性，往往是國際事變的結果而不是原因，如果沒有國家間的利益聯系與身份認同，一個良好的國際形象對于另外一個具體的國家而言就只是鏡花水月。一段時間內若世界輿論對一國的好感度提高了，很難分析出這種國際形象的來源及其定位，也很難以此為基礎來分析有關國家對該國的信任度。其次，國際合作特別是重復博弈視野下的合作是提升國際信任度的主要依托。問題是，國際合作是日常性活動，如果沒有較為固定的外交路線和國際身份，國際合作就會充滿偶然性、隨機性，成為國家利益和領導者偏好的“奴隸”。有了恰當的國際身份，才能符合國力國情與主流國際秩序的國際合作定向，才能產生和積累不同層次的國際信任。第三，履行國際責任固然能塑造國際信任，但責任劃分不均也可能引發(fā)大國競爭。大國擁有特殊的國際責任。全球責任或大國責任的核心在于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甚至全球公共產品，這樣，就會產生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問題——誰來確定大國的國際責任？主要大國與次要大國的國際責任是自我設定的嗎？為何一個國家向國際社會提供了公共產品，得到不少中小國家的積極響應，卻換來了大國的猜疑和打擊？

相近的國際身份更容易形成彼此的穩(wěn)定預期。兩個或多個國家，如果擁有相近的國際身份，彼此之間就容易形成較為穩(wěn)定的行為預期。首先，國際身份能夠建構共同的國際利益進而影響國際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比如，同為發(fā)展中國家，都有著變革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共同目標，因此，其在南南合作、金磚國家合作等方面會有廣泛的合作領域。其次，相近的國際身份具有更高的彼此政策穩(wěn)定性。國際身份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相對穩(wěn)定性，能夠減少對外政策調整的任意性。印度不結盟運動領導人的國際身份定位，使其在中、美、俄等大國力量之間奉行了相對均衡的外交政策，即使有意跟隨美國對華進行戰(zhàn)略遏制，比如，歡迎美國倡導的“印太框架”和日本倡導的“四邊機制”，但仍然在烏克蘭危機、巴以沖突、臺海問題等重大戰(zhàn)略問題上保持了相對中立的戰(zhàn)略立場。這主要是因為，印度與中國不僅都擁有發(fā)展中國家的主要國際身份，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還逐漸新增了上海合作組織成員、金磚國家合作方、全球南方國家等次要的國際身份，國際身份相似度大大加強了。第三，相近的國際身份能夠在較大程度上抵消文化沖突或意識形態(tài)差異帶來的影響。一個理性的國家領導人會將文化和意識形態(tài)因素置于適當的對外政策考量中，綜合使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的外交原則。然而，絕大部分的外交決策者要么輕視它的作用，要么抬高它的作用。如果在文化相似性和意識形態(tài)同質性的基礎上建構兩國相近的國際身份，這是一件十分容易和幸運的事情。需要注意的是，不要讓文化與意識形態(tài)的相似性遮擋了決策者觀察核心國家利益的眼睛，這方面英國曾經在18世紀、19世紀有過出色的表現。然而，在文化沖突和意識形態(tài)差異的形勢下，建構相近的國際身份需要戰(zhàn)略理性的思維和高超的外交智慧。20世紀20年代的蘇俄，20世紀60、70年代的中國在外交戰(zhàn)略層面都展示了這種外交智慧。

不同層次的國際身份建構不同層次的國際信任。筆者曾經對西方學者所提出的三個等級的體系文化冠以中國文化的名稱，即以戰(zhàn)國體系文化對應霍布斯體系文化，以春秋體系文化對應洛克國際體系文化，以大同體系文化對應康德體系文化。[4]不同的體系文化下的國際信任也有不同的信任水平。戰(zhàn)國體系文化下的國際信任是最不牢靠的，因為在這個體系中國與國之間是“互為敵人”的身份認同，國家的信任僅僅限于對“和平是戰(zhàn)爭的間歇”，“對方不敢進攻是害怕他國聯合起來報復”，“兩國的合作是暫時的，是基于自保的戰(zhàn)略需要”等。春秋體系文化下的國際信任有了起碼的保障，國與國之間是互為“競爭者”的身份認同，實行的是“你活也讓我活”的邏輯，主權國家體制和國際法治得到了基本保障，經濟相互依賴也達到了一定的程度，國家間信任是基于主權平等、互不侵犯、互惠互利等國際關系準則基本運行的前提下建立起來的，大部分國家都擁有了對國際法、國際合作和互不侵犯等準則的起碼的國際信任；然而，國與國的戰(zhàn)爭與沖突仍然不時爆發(fā)，國際合作的進程常常被地緣政治、霸權政治等打斷，國際信任還不牢固，有的還處于波動和較低水平。最高層次的國際信任是存在于大同體系文化之下以及安全共同體等多種國際共同體之中，國與國之間有“大家是自家人”的身份認同，共同體成員彼此形成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集體身份，并在此集體身份之下產生了非常穩(wěn)固的行為預期，達到高度互信的程度。在這里，春秋體系文化常常出現的“欺詐”現象基本絕跡，戰(zhàn)爭基本上不可能出現?？梢哉f，集體身份建構了高度互信。沒有互信，就沒有國際共同體。

動蕩與危機時期的身份調整與國際信任：英、蘇、法的歷史考察

本文所講的大面積國際信任赤字或國際信任危機主要是指這樣的現象：一段時間國際關系特別是大國關系出現了普遍性不信任問題，全球治理存在著嚴重的信任赤字進而嚴重影響了國際合作進程，使得國際沖突或國際競爭成為國際關系的主流形態(tài)。國際政治中一國與他國之間偶一為之的不信任問題，甚至一個區(qū)域內部爆發(fā)的戰(zhàn)爭與沖突及相關不信任問題，都不是本文講的國際信任危機。

大蕭條、英國國際身份調整與國際信任維系。美西戰(zhàn)爭后，美國開始登上全球舞臺。面對美國的迅速且不可遏制地崛起，英國務實地開始了國際身份體系的有序調整。這種調整是一個體系性的、漸進而務實的過程。

英國國際身份體系的有序調整。首先，全球身份調整為全球秩序主導權的分享者。英國將其世界秩序的主導者身份降格為英美共同體的權力分享者，分享全球治理的領導權，謀求建立“英美特殊關系”，這種做法從一戰(zhàn)之前就開始了。其次，在國際區(qū)域身份上，基本維持過去的“歐陸均勢的協調者、平衡者”身份，增加了反蘇反共組織者的身份色彩。這在一戰(zhàn)之后的歐洲秩序的設計上就表現得十分突出，在20世紀20、30年代的國際關系上也體現得淋漓盡致。第三，在共同體身份的內涵與性質上，開始了大幅度、與時俱進地調整，即將英帝國轉換為英聯邦。英國從帝國主宰者身份向英聯邦主導者身份的轉化，發(fā)生在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期間。這三次身份轉換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英國外交大戰(zhàn)略調整的基本維度，丘吉爾曾一度稱基于這三種新的國際身份的英國外交為“三環(huán)外交”。其實，前兩種身份的轉換并不是在大蕭條前后開始的，只有第三種身份轉換與大蕭條前后的國際形勢與英國外交密切相關。

英國國際身份的調整重點。英國當時對于第三個身份調整，采取了以下重要措施。一是主動地適應經濟危機挑戰(zhàn)，及早調整英國與自治領之間關系的新原則。英國較嚴重地受到戰(zhàn)后第一次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這次危機是大蕭條的前奏。英國于1926年10月開始召開了歷時一個月的帝國會議，專題研究英國與自治領關系及國際身份問題，會議通過的《關于帝國內部關系的報告》承認自治領的獨立，用“英聯邦”替代“帝國”，明確了英國與自治領互不隸屬的關系。二是面對大蕭條形勢把平等關系新原則從立法上加以制度化。英國于1929年10月起召開了2個月的專家會議，以帝國立法問題為切入點，研究自治領的自主權、獨立權的法制保障。1931年，英國議會通過的《威斯敏斯特法案》從法律上賦予了自治領在國際聯盟等國際組織中的若干政治自主權，廢除了1865年通過的英國議會有權廢除殖民地自治領頒布的任何法律的法案。三是從國際經濟制度上加以配套以實現身份轉變。英國不但在法律上廢除了自治領不經英國同意不能制定商船航運政策的制度，促進了自治領海商自由，還聯合經濟上與英國有密切聯系的國家建立英鎊集團，并于1932年建立了關稅同盟性質的帝國特惠制，建立起以帝國特惠制為基礎、以英鎊集團為主體的經濟集團。這樣，“以英國和自治領為成員，政治平等、經濟互惠、共尊英王為元首的英聯邦便最終形成了”[5]。

英國從國際身份調整中收獲了國際信任和國際影響力。從英帝國到英聯邦的身份轉變，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在整個20世紀30年代乃至更長的一段時期內，英國的世界貿易地位得到保障，英國貨幣的世界性影響得以維持，英國在國際合作中的信譽未有明顯下降?？偟目磥恚容^成功地進行了有序的身份調整，并隨之進行了與身份調整相適應的對外政策調整，基本上維持了國際地位和國際信譽，使其在大蕭條之后的十多年里，依然享有世界性大國的地位，并實現了向美國的權力轉移。穩(wěn)固的英美特殊關系一直是英國發(fā)揮世界性影響力的王牌，英聯邦成員已擴大到56個國家，英鎊仍然是世界上最有信用的貨幣，英國保持著對歐洲事務強有力的影響力，成為平衡歐洲大陸包括歐洲一體化進程的關鍵角色，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至今難以撼動。

蘇聯大國身份追求、危機政治和美蘇失信。20世紀50年代末，蘇聯在進行改革之后軍事和經濟實力明顯提升，產生了強烈的改變國際地位、調整國際身份的意愿，希望與美國共同主導世界事務，在國際事務上平起平坐。在受到美國的冷遇后，蘇聯在柏林問題上發(fā)難，以圖引發(fā)美國對其實力的重視并進行“討價還價”。1958年第二次柏林危機、1961年第三次柏林危機、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持續(xù)造成了美蘇關系的緊張，推動國際關系走向了冷戰(zhàn)的高潮，形成了美蘇國際信任危機以及國際社會對于蘇聯的信任危機，嚴重干擾了國際合作進程和世界和平。赫魯曉夫追求世界大國地位，采取了積極的冷戰(zhàn)政策，調整蘇聯的國際身份體系，即從確保五大國地位和蘇東社會主義陣營領袖的身份，調整到美蘇共治世界事務的全球大國身份。雖然美國與蘇聯舉行了多次首腦峰會，也在某些領域進行了大國合作，然而，美國在上述幾次危機中毫不退讓，成功地反擊了蘇聯的危機政治，大大提升了美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聲譽。相反，蘇聯在聯合國事務、世界經濟、國際貿易、科技發(fā)展等方面遠遠不及美國的影響力，最終在與美國的競爭中敗下陣來，不得不在20世紀70年代開始提出緩和戰(zhàn)略，這實際上又回到了二戰(zhàn)結束時的國際身份定位，承認了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主導權。

然而，蘇聯為了追求大國地位和全球大國身份，不惜搞危機政治和戰(zhàn)爭邊緣政策，幾度把世界拉到核戰(zhàn)爭的邊緣，同時不斷變換自己的政治立場，采取極端主義的決策模式，這不但造成了國際社會對于蘇聯政府國際行為的深深憂慮，而且國際社會對蘇聯政府判斷國際形勢、處理國際爭端的能力也產生了懷疑，甚至對其在蘇東、全球治理和社會主義陣營等方面的領導力產生質疑，極大地影響了世界多數國家與蘇聯之間國際合作的深度，也極大地影響了蘇聯國內政治改革與經濟發(fā)展。赫魯曉夫及其執(zhí)政集團不僅國際信譽大失，致使大國形象受損，[6]而且因為外交失利也引發(fā)了國內對其的普遍不滿，導致其最終下臺。后來上臺的歷屆領導人也未能扭轉這一困局，最終使得蘇聯喪失了寶貴的國際合作和國內發(fā)展的戰(zhàn)略機遇。

法美矛盾、法國大國身份定位與國際信任重建。二戰(zhàn)期間，法國政府（除戴高樂領導的流亡政府仍然堅持抵抗之外）向法西斯德國投降從而成為德國的附庸，這與頑強抵抗德軍的英國形成了強烈的對比，法國的大國地位和國際信譽喪失殆盡。雖然在戰(zhàn)時和戰(zhàn)后美國等大國從戰(zhàn)略等角度有意保住了其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然而法國在國際上的實際影響力迅速下降。面對這種國際形象和國際信譽困境，在20世紀50、60年代，法國政府把重建國際信任和大國國際地位作為外交上的重中之重。為此，法國從對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核心以及法美關系、法蘇關系、法英關系、法中關系等的分析中，調整和確定新的國際身份，并以之作為參照來實施國際戰(zhàn)略和外交政策。

利用法美矛盾是法國確定其大國身份的主要考慮。法國與美國在二戰(zhàn)期間合作、核武器發(fā)展、歐洲自主、第三世界等話題上存在著尖銳的矛盾。首先，法美戰(zhàn)時積怨很深。在羅斯福領導下的美國長期拒絕承認戴高樂“自由法國”抵抗運動和“法蘭西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合法代表性，美國在籌劃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藍圖時，基本上把法國排除在德黑蘭會議、雅爾塔會議和波茨坦會議三大會議之外，這實際上表明美國只是形式上給予法國一個臉面，但并未真正想讓法國“重新成為一個大國”。其次，法美之間發(fā)生了關于核武器是自主研發(fā)還是由美國提供核保護傘的激烈爭論，法國堅持自主研發(fā)。第三，法國在歐洲聯合的方向上與美國發(fā)生了沖突。法國主張建立各主權國家聯合起來擺脫美蘇控制的歐洲，不接受美國作為“保護國”的身份[7]，而美國則希望聯合起來的歐洲與美國是一種伙伴關系，把西歐納入其全球霸權戰(zhàn)略的軌道。第四，法國主張與蘇聯、中國和第三世界搞好關系，這與美國的既定方針產生了沖突。由于法美矛盾日深，法國在兩國關系走向上面臨兩種選擇：要么將自己定義為美國的小伙伴，跟隨美國進行冷戰(zhàn)和實施全球霸權；要么將自己定義為美國霸權的挑戰(zhàn)者和世界大國候選人，在獨立自主和縱橫捭闔中實現大國復興。法國在戴高樂的領導下選擇了后者。

戴高樂把法國的國際身份體系確定為復興的世界大國，其主要由以下幾個層面組成。一是在全球事務上，法國把自己定位為“世界大國”。為此，它不接受美國給它的國際身份安排，而是提出了美英法三國組織、北約美英法三強安排等國際倡議，并積極發(fā)展核武器，使法國承擔世界大國的使命。[8]后來法國于1960年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成為名副其實的核大國。二是在歐洲事務上，法國將扮演自主聯合的歐洲的領導角色，居于主導地位。法國與德國要結成“法德軸心”，使團結起來的歐洲成為美蘇兩大陣營之間的“仲裁者”[9]和平衡力量。為此，法國不惜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機構。后來的事實也表明，正是法國與德國（先是西德后是統(tǒng)一后的德國）的持續(xù)合作，推動了歐共體在不同時期的發(fā)展，使得歐洲成為獨立于美蘇（俄）大國之外的一支戰(zhàn)略力量。三是在對待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亞非拉國家的態(tài)度上，法國扮演了合作者和扶助者的角色。法國對蘇（俄）推行“緩和、諒解、合作”政策，給予了不發(fā)達國家以較大比重的經濟援助，而且在政治上支持非殖民化和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者的斗爭。

我們今天評估法國在80年前國際身份調整的效果時，無疑會認可它對于打擊美國霸權、促進西歐聯合、推動東西方緩和、提高國際信任和國際形象及其對國際關系多極化、民主化發(fā)展的正面作用。[10]從總體上肯定戴高樂關于法國大國身份界定的戰(zhàn)略預見性和正確性，也會為當時法國采取多項舉措挑戰(zhàn)美國霸權戰(zhàn)略的勇氣和膽識而服膺。同時也要認識到，這種國際身份界定適應了國際動蕩時期世界分化組合的新形勢新機遇，并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開始以來法國國際地位沉浮及其世界貢獻息息相關，并不純粹是戴高樂的觀念建構和法美兩國復雜博弈的結果。這里值得一提的是，法國追求大國身份、挑戰(zhàn)美國霸權有兩個前提。第一，法國不是全面地挑戰(zhàn)西方整體霸權和美國對于世界秩序的主導權，而是挑戰(zhàn)美國為了實現其全球霸權而在世界秩序角色安排中“厚英薄法”“扶英抑法”而形成的不公。[11]在西方統(tǒng)治世界秩序的根本利益上，法國仍然與美國保持一致，不同之處在于其側重點和處理東西方關系的方式方法等問題上。這在戴高樂離開法國決策核心之后就十分明顯了。國際利益中的重合部分和“斗而不破”的策略，一直是法國確定國際身份的底線。第二，法國挑戰(zhàn)美國霸權不是基于法國一國利益，而是代表了西歐自主聯合的共同意愿，即反對美國對北約和歐洲事務的全面控制，有時也摻雜著反對美英聯合控制歐洲、打壓法德的陣營內斗爭成分。從某種程度上講，法國國際身份體系的界定過程，也是美國戰(zhàn)后國際身份體系自我調整的過程。美國企圖通過北約和馬歇爾計劃等機制同時實現兩種身份——“北大西洋區(qū)域領導者”與“歐洲復興與發(fā)展領導者”[12]，最終其保留了前者，逐漸放棄了后者交由德法分擔。這是美歐協調的結果，反映了法國斗爭的成果也不限于法國斗爭的邏輯。上述兩個方面的因素，確保了法國國際身份確定的有效性和可控性，提高了法國國際信任的水平，且沒有動搖歐洲秩序和世界秩序。

中美戰(zhàn)略競爭下國際身份調整的思考與建議

新一輪的國際信任危機與歷史上的信任危機一樣，其實質都是主要大國的國際身份危機，即一個或幾個大國在國際格局大變遷的形勢下在重新界定其國際身份過程中發(fā)生了認知誤判或錯誤定位。就國際關系而言，出現大面積國際信任赤字，產生普遍的國際身份危機，根本上講是國際互動的主體間性即國際社會及其規(guī)范體系出了問題，要對改變國際話語權、國際文化和國際價值體系等進行綜合考量；然而，就一國外交而言，產生與他國的信任危機，特別是與其他大國的信任危機，則要重新研究本國的國際身份定位及其國際表述，對國際身份作適當的與時俱進的調整。

正確認識國際身份與國際信任的關系規(guī)律。從大國關系史和國際關系理論出發(fā)，不難得出國際身份與國際信任關系的規(guī)律性認識。

其一，國際身份要與國情、世情相適應，若名不符實或相差太遠則會影響該國的政治信譽和國際形象。國際身份是一個主權國家在國際規(guī)范面前處理與其他主權國家及國際組織關系時選取的舞臺方位、利益立場和國際社會規(guī)定性，這些方位立場和規(guī)定性需經歷多次社會互動后成為被國際社會認可且逐漸習以為常的社會事實。據此，國際身份的確定就是一個“自我確定”與“他者承認”雙向互動的過程。“自我確定”要體現自主性、務實性，即一方面可以體現國家意志和國家主權，不必受外部因素控制，因此，新成立的國家在外交方針的確立上十分注重國際身份的確定性和自主性，并較為恪守其國際承諾；另一方面，要與本國國力、國情和國家使命相一致，從而更好地符合國家利益，過高地定位其國際身份，會導致國內合法性嚴重不足，可能會落個“失敗國家”的罵名。“他者承認”實質上代表了外部的規(guī)定性，是國際規(guī)范對“我”的要求。由于國際信任的來源是他國和國際社會其他行為體，因此，“他者承認”在國際身份確定時的作用就顯得更加重要。國際身份體系塑造得好，較為契合大國社會性成長的邏輯，[13]則會獲得良好的國際信任。在國家成立或進行重大改革之后，獲取“他者承認”成為一項外交任務。國際身份定位不當，則會導致外部世界的疏怠、冷遇甚至敵視。因此，確定國際身份必須把本國與世界的關系、國際社會的基本矛盾、國際秩序的主要方面作為優(yōu)先考慮的因素。

其二，不以國家身份來替代或干擾國際身份，前者替代后者會造成意識形態(tài)沖突，引發(fā)國際恐懼和信任赤字。國家身份主要是以這個國家的社會制度或自然稟賦等因素來決定的，它的形塑過程主要是本國天然確定或自我決定的過程。而國際身份是一國對外政策與國際互動的結果，國內國際的雙向互動發(fā)揮了主導性作用。一個國家有多種國家身份，比如內陸國身份、農業(yè)國身份、阿拉伯國家身份、法語國家身份、社會主義國家身份等。這些身份不是在國際社會互動中確定下來的，而是從祖先繼承、由歷史傳承或者為本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的結構所決定的，雖然可以改變，但是其改變的主要力量還是本國，而且需假以時日。這些國家身份可以對外交政策和國際合作產生影響，但是這種影響只能是背景性的，并不能決定對外方略。如果以上述國家身份來充當國際身份特別是充當基本或主要的國際身份，顯然不符合國際政治理論常識，更不符合基本的國家利益。從歷史上看，只要以國家身份為由來決定外交方針的，無不經受了外交磨難，阻礙了正常的對外交往活動。美國如此，其他大國亦如此。

其三，調整國際身份要以不挑戰(zhàn)現有國際秩序為限，超過了這個限度，國際信任就會由盛轉衰。當前存在著兩種國際秩序觀：一是以聯合國權威為核心、以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體系為支撐的現代國際關系準則體系；二是以美國及其盟友為主導的世界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兩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定義，由于美國是第一個秩序的倡導者和締造者，又對第二個秩序具有操控性和主導性，因此，長期以來形成了一定的統(tǒng)一的形式。然而，這種統(tǒng)一性是表面的，內在矛盾則是深刻的，兩種秩序之間一直存在著巨大的張力：當美國政治經濟實力較強、奉行多邊主義外交，較為自覺、較為積極地提供國際公共產品時，其統(tǒng)一性就具有實在性；當美國實力相對衰落、美國強化陣營政治或者奉行單邊主義時，兩種秩序之間就會產生分裂。

清醒把握中美兩國國際身份調整的特點難點。解決當前大面積國際信任赤字問題的關鍵在于處理好中美關系。從國際身份調整上看，中美雙方都有調整上的特點和難點。從美國的表現來看，其不愿意調整；對于中國來說，調整國際身份也受到多種因素的制約。

其一，美國國際身份調整上的遲緩與霸權者剛性。正如20世紀初期的英國一樣，21世紀初期的美國也面臨著新的世界性大國崛起的基本形勢。是像英國那樣采取漸進的方式調整自身的國際身份，盡可能地維持國際地位和全球利益？還是以重建聯盟體系的方式堅守霸權身份？目前美國選擇了后者。從表面上看，美國也像英國一樣開始將自由貿易政策變?yōu)橘Q易保護主義，支持逆全球化的經濟外交政策，收縮自己的多邊主義舞臺，以所謂的“退群”“脫鉤”行動支持并組建小圈子的貿易集團，這與英國有相似性。然而，美國進一步將貿易問題安全化，使小圈子貿易組織以安全機制的面貌呈現，并著力打擊新興大國中國。與此同時，美國看起來并沒有意愿調整其國際身份體系。首先，美國仍然將自身定位為全球領袖國家，并將太平洋國家進一步擴展為印太國家。其次，美國并沒有真心實意地與后發(fā)國家分享全球治理領導權。美國曾經拋出過G2機制的不成熟想法，后又通過G20機制準備與中國等新興經濟體進行全球經濟治理權協調，但是，這個機制后來受到美國“新冷戰(zhàn)”戰(zhàn)略的干擾而逐漸被擱置。第三，美國并非像英國那樣進行深度的自我身份調整，即改變其國際身份中的“帝國主義”成分。英國通過英聯邦等制度形式確立了其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平等關系，而美國并沒有做到這一點。美國也在重建其聯盟體系，但在其復雜的聯盟體系建設過程中，始終沒有處理好相互尊重、平等互利這個問題，也沒有成功地把非盎格魯-撒克遜文化的西方和東方盟國扎實地納入其新秩序的軌道。從這個角度看，美國在世界治理的智慧上，還是要遜于英國。

其二，中國主要國際身份確定上的過渡性難題。中國主要國際身份具有確定性，筆者認為中國是肩負全球治理使命的發(fā)展中大國。[14]同時，它本身具有過渡性的特點，這既是調整的有利因素，也是調整的不利因素。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處于國力變動期和復興關鍵期，主要國際身份處于變動之中，存在著一定的不確定性和過渡性。中國主要國際身份的過渡性源于多方面因素。首先，它是由迅速增長的中國國家實力及其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決定的。中國既具有全球性大國的某些特征，又具有區(qū)域性大國的某些特征；既具有發(fā)達國家的某些條件，又保留著較多的發(fā)展中國家特點；既有與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相吻合的利益訴求，又在不少方面希望變革這一國際治理體系。這種國際地位給中國外交表述其主要國際身份帶來了一定的難度。其次，它是由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性質決定的。中國將自身定位為有全球治理使命的大國，并愿意為之履行國際責任，為優(yōu)化全球治理提供中國方案；然而，中國又希望這種大國身份不是國際社會在傳統(tǒng)意義上理解的那種模式，而是帶有中國的文化特色和發(fā)展中國家的特點，受到其基本國家身份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這個身份的影響。這個考慮是合理的，因為我國自始至終把內政和外交統(tǒng)籌起來考慮，走一條不同于西方資本主義大國崛起的道路，既是出于自身合法性的考慮，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要求。最后，它很大程度上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輿論及觀念影響。正如上文已述，國際身份的形成是國際復雜互動形成的，中國主要國際身份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中國與國際秩序的主導國美國互動形成的。美國擁有較強的國際社會動員能力和輿論操縱能力，美國企圖賦予中國國際身份的色彩，往往會干擾中國的國際身份建構，使之偏離正常軌道。

其三，中國主要國際身份確定上的困難。美國當前有意賦予中國以“超級大國”身份、世界秩序“挑戰(zhàn)者”身份等，而破解這種國際身份的惡意建構，面臨著較大的困難。首先，這是因美國執(zhí)意而為的“新冷戰(zhàn)”戰(zhàn)略所致。由于美國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又是當今國際秩序的主導者，擁有其他國家無法比擬的國際話語權，因此，只要美國不停止惡意建構，不停止對華“新冷戰(zhàn)”，我國就可能長期處于相對不利的國際輿論環(huán)境。其次，我國的外交方略不可能作較大的調整。推動建立更加合理、公正的國際新秩序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的一貫立場，新時代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與其一脈相承。奮發(fā)有為、更有作為的外向型外交是基于不斷增長的國際責任份額和新型全球治理對中國的期待。第三，中美國際身份建構之爭，還涉及國內政治因素。美國長期以來奉行現實主義政策，不把意識形態(tài)作為發(fā)展中美關系的優(yōu)先因素。冷戰(zhàn)結束之后這種做法開始改變，特別是2018年以來，美國加大對華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力度，這樣，中國主要國際身份確定便被強行賦予了不少意識形態(tài)色彩，比如美國把中國視為“非民主政體”或“共產主義中國”。另外，美國長期在臺灣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并以臺灣問題為切入點攪動東亞和國際秩序，這是中國堅決反對的。

從技術上尋找中美國際身份體系可調整之處。中美雖然在主要國際身份調整上都面臨較大困難，卻應當為世界性的和平與發(fā)展知難而進。一方面，通過運籌大國關系和雙邊互動等方式，為主要國際身份調整和確定創(chuàng)造條件；另一方面，在次要的國際身份、臨時性國際身份的調整上多下功夫，以次要的、臨時的國際身份之相似性和可協調性來抵消主要國際身份上的沖突剛性，使得兩國對彼此的斗而不破形成穩(wěn)固的戰(zhàn)略認知與基礎信任，在動蕩的國際形勢下推動必要的國際信任逐步恢復，為全球治理國際合作提供信用基礎和有利條件。

其一，適時調整次要國際身份。一個國家的國際身份是一個有層次的國際角色系統(tǒng)。國際身份是國內政治與國際主流秩序互動的成果，可以根據國家利益和國際形勢的變化加以調整。國際身份的調整、優(yōu)化的對象，既可以針對主要國際身份，也可以針對次要國際身份，還可以針對臨時性國際身份。對于一個國家來說，確定其主要國際身份，就像確定這個國家在一定歷史時期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一樣，具有全局性、長久性和核心性特征，將經歷較長時間的探索，但并非不可調整。相較之下，調整次要國際身份更加容易。調整一個國家在全球治理或對外關系中的某個領域或區(qū)域的次要國際身份，可以在不改變主要國際身份的前提下進行。如果與主導國家或主導性國際組織進行有效的協調并取得認可，次要國際身份的調整不僅不會改變國際社會對其主要國際身份的認知，也不會因此大幅度降低其源于主要國際身份的國際信任。比如，中國加入RCEP并申請加入CPTPP等國際經濟貿易協定，旨在調整自己的次要國際身份，與國際社會共同的國際身份取得一致性。中國持續(xù)強化在應對全球氣候問題上的負責任大國身份，并與美國等國家在此問題上不斷加強頂層溝通協商，建構了全球氣候治理領導者的國際身份。這些次要身份的調整，為中國與美國等多數國家取得了更多的身份一致性，贏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好評與信任。

其二，靈活運用臨時性國際身份。與主要國際身份、次要國際身份調整相比，臨時性國際身份的調整容易得多。臨時的國際角色本來就是根據特定的國際形勢在緊迫的國際形勢下形成的共識和互動結果，也可以根據事態(tài)的變化加以調整優(yōu)化。一種方向是使之與主要國際身份、次要國際身份更加協調，這顯然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可以在主要次要國際身份贏得的國際信任的基礎上錦上添花；另一種方向是使之與主要國際身份、次要國際身份相交錯，從技術方面來消除主要國際身份或次要國際身份對于國際信任造成的不利因素。比如，中國采取更加積極的中東治理政策，促成了沙特與伊朗的歷史性和解，展現了大國責任和擔當，贏得了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絕大部分國家的好評，國際信任大幅提升。

其三，作好國際身份確定的預案準備。由于國家主要國際身份調整事關大戰(zhàn)略，而非普通戰(zhàn)略，因此要作認真的、長期的思想建設、理論創(chuàng)新、國力分析和大戰(zhàn)略模式等方面的論證。對于一個使命型政黨長期科學執(zhí)政的東方發(fā)展中大國而言，執(zhí)政黨會在一個新的歷史時期通過較多的程序來轉換主要國際身份；而對于一個多黨輪流執(zhí)政的西方發(fā)達國家而言，任何一個政黨都難以在四年之內確定這個國家的主要國際身份，必須經由歷任政府形成共識、持續(xù)努力才能逐漸地塑造出新的主要國際身份。從歷史上看，出現國際大變局之后，特別是一國自身國際地位有根本性變化或即將發(fā)生根本性變化時，應當抓住歷史機遇調整主要國際身份，以促成最大的國家利益與國際利益的綜合實現。但是，需要做好以下規(guī)劃與論證：一是對本國戰(zhàn)略方位作深入論證。即對本國發(fā)展的歷史定位與國際定位作出論證，這應當包括國內政治高層決策、國內戰(zhàn)略界討論等環(huán)節(jié)，主要研究對象是本國在國際秩序中居于何種角色最有利于根本國家利益，這種身份轉換要取得國內高層的戰(zhàn)略共識。1969年，毛澤東同志準備調整中美關系時，與陳毅等四位同志開了幾個月的國際形勢座談會，這起到了統(tǒng)一戰(zhàn)略界內部思想的動員作用。中美兩國先從反蘇共同戰(zhàn)略利益走到一起，后開始了經濟合作，可以說，從1969年國際形勢座談會到黨中央決定將主要精力放到改革開放上來，中國調整主要國際身份用了近10年之久。二是作好刺激-反應的國際互動戰(zhàn)略評估?？梢酝ㄟ^國際戰(zhàn)略界資深專家論證、智庫討論、外交試探等方式，以及提出若干國際倡議和國際社會動員，營造主要國際身份調整和確定的國際社會氛圍。中國提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及“三大倡議”，是顯示和優(yōu)化主要國際身份的重要步驟，取得了較好的國際反響。三是維持與國際秩序主導國的多層次溝通。美蘇之間雖有溝通，但是缺乏富有誠意的、機制化的高層溝通和民間溝通，因此導致了多次國際危機；中美之間不僅有安全戰(zhàn)略等方面的溝通，還有貿易和經濟方面的溝通，有理由獲得更好的溝通效果。四是作好身份調整中的危機預案。這對目前的中美關系是尤其重要的。正如上文指出的，國際身份調整是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互動形成的，不是一個國家自我意愿的結果。當一個國家刻意調整其國際身份時，有可能收到相反的結果或國際政治社會學研究中提及的“意圖外后果”，即出現了另外的一種與自己所設想的不一樣的結果，比如蘇聯與德國簽署《蘇德互不侵犯條約》，企圖向德國等國家確立自己的中立國身份，最終反而在國際社會中強化了其“綏靖國家”“強權政治國家”的國際形象，為冷戰(zhàn)埋下了意識形態(tài)對立的禍根。在當前中美戰(zhàn)略競爭的形勢下，兩國應當加強溝通，對已經形成的主要國際身份、次要國際身份和臨時國際身份作出符合常規(guī)的解釋，避免身份誤讀。就我國而言，可以根據不斷變化的國際形勢對我國正在形成的主要國際身份作出必要的內涵優(yōu)化、外延調整，以期達到更切合初衷的國際互動結果。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國際政治社會學視角下的文明互鑒與全球合作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號：22VRC136）

注釋

[1]近年來這方面的國內外代表性論文著作包括但不限于：尹繼武：《國際信任的起源：一項類型學的比較分析》，《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3期；陳麗穎、蔡佳禾：《國家間互信形成與維持的理論探索》，《南京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楊揚：《社會學視角下的國際關系信任理論——兼析東亞區(qū)域中的合作》，《太平洋學報》，2012年第7期。R. L. Swin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ust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67, 11(3); A. M. Hoffman,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2, 8(3); M. Ku and J. Mitzen, "The Dark Matter of World Politics: System Trust, Summits, and State Personhoo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2, 76(4).

[2]關于建構主義以及國際政治社會學的含義，參見郭樹勇：《國際政治社會學簡論》，北京：時事出版社，2014年；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3]國際身份，有時也稱國際認同或國際身份認同，它本質上屬于一定社會范圍內的集體認同或共同認同，而不是個人對某一事項或行為體的體認，它是一種由國際交往而形成的社會實在，規(guī)定行為體的對外交往路線、立場和策略。

[4]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修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1～174頁。

[5]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五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308、309～311、312頁。

[6][7]方連慶、劉金質、王炳元主編：《戰(zhàn)后國際關系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326、356頁。

[8]《戴高樂言論集（1958.5-1964.1）》，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64年，第56、251頁。轉引自：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九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194頁。

[9][10]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九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197、210～211頁。

[11]戴高樂提出要改革北約，由美英法三國組成三國理事會負責對所有影響世界安全的政治問題作出共同決定，包括核戰(zhàn)略計劃、地區(qū)軍事防務領導等。這實際上是法國與美英分享領導權的公開要求。參見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九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354頁。

[12]美國籌劃“馬歇爾計劃”，就是以促進歐洲復興和推進歐洲聯盟等為主要目標，其甚至指出要在戰(zhàn)后歐洲復興中“親自動手”、加強“指導”，并且在此前提下，堅持讓英、法、意等主要國家平分受援資源和參與權。參見《凱南回憶錄（1925—1950）》，王繩祖主編：《國際關系史》第七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第130頁。

[13]筆者在10多年前曾專門論述過大國成長過程中要面對的物質性成長與社會性成長相統(tǒng)一的規(guī)律。參見郭樹勇：《大國成長的邏輯——西方大國崛起的國際政治社會學分析》，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50～60頁。

[14]郭樹勇：《向世界講清楚中國的基本國際身份》，《文匯報》，2021年10月25日。

責 編∕張 貝 美 編∕梁麗琛

International Identity Optim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ust Reconstruction in the Context of Major Power Competition

—A Perspective fro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

Guo Shuyong

Abstract: One pivotal factor contributing to the extensive deficit in international trust at present is the entrenchment of strategic competition among major powers.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trust is predicated on social constructivism, wherein the precise articulation of a nation's principal international identity exerts a critical influence on its overarching trust dynamics. The configur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s inherently systematic and stratified, permitting incremental and sector-specific modifications. Historically, during epochs of global crises, major powers have frequently recalibrated their foremost international identities to preserve the fabric of international trust and order. Instances include the United Kingdom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France during the post-World War II period, and the Soviet Union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each demonstrating instructive precedents in identity realignment and trust restoration. The resolution of the current crisis in international trust hinges on adeptly managing the identity politics conflic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is entails, firstly, an accurate comprehension of the dynamics governing the interplay between international identity and trust; secondly, an awareness of the inertia within the U.S. regarding identity adjustments, alongside the complexities and particularities of China's determination of its primary international identity; and thirdly, the identification of feasible adjustments within the China-American international identity framework through a technical approach.

Keywords: international trust, international identity, international crisi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oci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