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對“禮”的理解，大不同于今人。對古人來說，禮不僅是調(diào)節(jié)人倫關系的準則，而且是安排萬物秩序的“理”，在天地未分以前就已經(jīng)存在?？梢哉f，禮并非小康時代的產(chǎn)物，而可以追溯到人類誕生之初。

《禮記·曲禮》中說道：“禮從宜，使從俗。”縱觀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禮雖然有不變之道，但同時又強調(diào)與時俱進。尤其是孔子身處周秦巨變之際，對周禮過度強調(diào)的“尊尊”之義有所減損，而另外強調(diào)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另一種精神，即緣于血緣的“親親”之情，從而“親親”與“尊尊”相并列，成了后世禮制的兩大基本原則。

然而，學界素來有一種相反意見，認為中國自秦漢實行郡縣制以后，君權不斷伸張，故尤其重視“尊尊”之義，至宋明以后更是如此，古代社會的各個方面，無論婚姻、家庭，還是政治、法律等，莫不受其影響。按照這種說法，則后世中國不屬于“質(zhì)家”（重視實質(zhì)），而是“文家”（重視儀節(jié)），從而導致親親之情愈加缺失。這種說法并不符合傳統(tǒng)經(jīng)學的基本立場。自經(jīng)學而言，在周人那里，“尊尊”之義發(fā)展到了頂點，而到了春秋中晚期，隨著宗法制度的崩潰，“尊尊”之義被削弱了。于是孔子順應時勢，通過作《春秋》，稍損周文，而益以殷質(zhì)?？梢哉f，自秦漢以后，“尊尊”之義實際上被淡化了，相反，家庭中的“親親”之情則被強化了，乃至君臣之義也被視為源于父子之情。

我們依據(jù)《公羊傳》及《禮記》《論語》中的相關記載，足見孔子吸納殷人的質(zhì)法，實在于其親親之情。不過，孔子亦未盡用殷法，而是采取“文質(zhì)彬彬”的中道立場，換言之，儒家于親親之情以外尚且重視尊尊之義，于是文質(zhì)并重，情義兼盡，如此方為孔子之道。

那么，儒家制禮，為什么兼取親親與尊尊呢？其緣由大致有這樣三個方面：

其一，孔子改制，損文而用質(zhì)，正是有鑒于周人尚文的流弊，而兼取殷人的質(zhì)法，作為補弊的措施。

其二，文質(zhì)各有所施，而不得不有所取舍。對此，《禮記·喪服四制》說道：“門內(nèi)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這是因為恩、義各有所施，恩體現(xiàn)于家庭之內(nèi)，義則體現(xiàn)于朝廷之上。這里所說的“掩”和“斷”，固然是由于家庭內(nèi)本自有義，而朝廷上亦自有恩，只是場合不同，故不得不有所取舍。古人通常認為，忠、孝之間不能兩全，然而正因如此，要求盡量兼取兩者，而不能偏廢其一。

其三，至于一事之間，常有兩義并存，不可偏廢。對此，清代學者皮錫瑞論情義偏廢之弊，認為“圣人制禮，情義兼盡。專主情則親而不尊，必將流于褻慢；專主義則尊而不親，必至失于疏闊”。就是說，人們偏重于親親，則有褻慢的流弊；偏重于尊尊，則有疏闊的后果。

古人以親親、尊尊二義并重，親親之情出于自然，至于尊尊之義起自何處，歷來聚訟不一。近代學者多歸因于政治領域中的君臣關系，然考諸古人言論，實未必盡然。譬如，孟子討論尊尊之義，多以敬兄敬長為言，而未限于君臣關系，可見，先秦時固有尊尊之義，而與政治關系中的君臣之義沒有必然聯(lián)系。簡言之，早在君臣關系出現(xiàn)之前，人們已經(jīng)知道在家庭中敬兄敬長了。

此外，尚有一大原因，即近代學者多不能理解古禮中的繁文縟節(jié)?！抖Y記·檀弓》中記載了一段孔門弟子子游與有子關于禮、情關系的討論，在子游看來，人的情感很復雜，表達方式也極其曲折，古人正有鑒于此，故相應制訂出種種繁瑣的禮文?？梢哉f，古禮的深密、宏闊，實在不是今人所能想象的。

古人不獨表達情感的方式極盡曲折，而且認為，情感本身即是如此，而且多有委曲、隱微之處，這也是周禮尚文的重要原因。譬如，古禮尤其重視避嫌，正出于對人情之曲折細膩的體察，尤其在男女關系上，更是如此。凡人之思慕少艾，屬于常情，然而，禮依然規(guī)定有不當思慕的情況，譬如，使君有妻，或羅敷有夫，皆不當相慕。可見，孔子制禮，以仁為本，而務與人情相協(xié)調(diào)。

古今人情相異，古人制禮，亦未必完全曲從人情，而是取情義兼盡的立場。因此，關于傳統(tǒng)禮制的基本精神，我們應該考慮到如下幾點：

首先，古人重人情，尤其是孔子損周文而益殷質(zhì)，即是強調(diào)人情的重要性。然而，古人所講的人情，首重父子（包括母子）、兄弟之情，也就是孝悌。

其次，古人重親親之情，又兼取尊尊之義，追求文質(zhì)彬彬、情義兼盡。古人視夫婦為至親，依然主張其中有禮以別之；至于君臣之間，雖有尊卑上下之嚴，卻也講究有恩義以相結。

最后，古代討論尊尊之義，絕不限于君臣之間，至于門內(nèi)的各種親屬，既有父尊、母尊，又有夫尊，乃至兄尊，而各有其淵源，未必都出于君臣之義。

（作者為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