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詩指行旅秦蜀古道而產(chǎn)生的詩歌，起源于漢魏之際，繁榮于唐宋，元明走向低谷，至清代則再次走向復(fù)蘇興盛。清代文人士大夫因赴任還闕、赴川典試、視學、隨軍征戰(zhàn)、貶謫戍邊、科場奔競等，途經(jīng)蜀道、沿途吟哦者頗眾，留下大量的蜀道詩，如王士禛、宋琬、陳廷敬、張問陶、錢載、汪灝、常紀、沈廉、張澍、陶澍、蔣琦齡、石韞玉、曾國藩、林則徐、何紹基、張之洞、俞陛云等，皆親履蜀道，留下詩篇；而普通非知名文人的蜀道詩則數(shù)量更巨，多不勝舉。從文學地理學與文學審美的角度來考察，清代蜀道詩多角度、多層次折射了詩人們山地生命體驗與審美傾向。

高峽危棧：秦巴山地的生命體驗

蜀道對行旅者而言是一種特殊的生命境遇，行走在飛棧連云的蜀道不僅是真正“勞其筋骨”的體力考驗，更是異乎尋常的艱辛人生歷程的體驗。清代詩人履棧入蜀，涌上筆端的常常是蜀道旅途的艱辛與宦途的險惡及其人生的困頓，可謂地理與心理感知的復(fù)合重奏。不少詩人一生曾數(shù)過蜀道，有著更加深刻的行旅體驗，如王士禛因奉命入川典試與代表皇帝祭祀山川江瀆，二十多年間兩次入川，三過蜀道；張問陶因科舉、省親、丁憂等一生多次往返秦蜀，“六過棧道”；張澍一生曾經(jīng)三過蜀道，其《素養(yǎng)堂詩集》收錄履蜀道詩歌多達四十余首；吳振棫曾四次行履蜀道，感慨“秦棧蜀棧天下奇，平生四度鈍馬騎”；繆荃孫自述“五度夔門，四經(jīng)云棧。金牛峽里，虎窺月黑之藩；……浮蹤柳雪，不免悲傷”；等等。千里蜀道上的高峽危棧之旅，雖然對于詩人而言多為仕宦所經(jīng)，并非自覺的行旅選擇，但對于來自不同地域的詩人來說卻是銘心刻骨的人生經(jīng)歷。在他們筆下，蜀道險峻雄渾的自然景觀經(jīng)過詩人的心靈涵化成為一幕幕驚心動魄的生命記憶。

對于詩人而言，經(jīng)歷蜀道上萬山峰巒間的云端鳥道，深峽險江，不失為一場蕩滌俗塵的心靈洗禮，不少詩人表達過蜀道之旅后開拓胸襟的感受。張問安《曉行鳳嶺望云氣》言：“豈謂人間世，自有神仙蹤。壯哉萬里游，拓此萬古胸”；李驥元《鳳嶺》有“曲折緣梯登，愈轉(zhuǎn)愈高朗。當頂一憑眺，胸懷四奔放”諸語，一掃蜀道詩的艱辛沉重，凸顯登上絕頂后的舒暢與開朗，展示的都是蜀道之旅對于心靈的洗滌。把蜀道的驚心之旅與文學創(chuàng)作的“江山之助”表露得更形象生動的是方象瑛，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奉命入川典鄉(xiāng)試，經(jīng)連云棧道西征入蜀。秦巴山地漫長的旅程給詩人感觸頗深，其在《上馮博書》中回憶說：“所見崇巒怪壑，勝跡靈區(qū)，駭心怵目，莫可名狀”，正是蜀道之旅給詩人留下的真實心理記憶。正因為如此，詩人行旅蜀道，常常生發(fā)人生感慨。“茫茫江湖警，忽此塵土蹤。人生信多艱，旋轉(zhuǎn)如驚蓬”“河漢悵無郗。鞭撻懼遭寧，盡此臨歧觴。浮名忽如甑”。江湖茫茫、塵世渺渺，人生短暫而多艱，功名利祿皆如浮云，這是詩人將蜀道之旅上升到人生之旅的反思與喟嘆。

蜀道之旅客觀上也是脫離日常平庸的歷練，“人行鳥道外，天在水聲中”的蜀道行旅對于詩人而言雖然不無艱辛勞累，但伴隨而來的則是一般行旅難以企及的人生啟迪。詩人王培荀行走蜀道時，曾發(fā)出豪言壯語：“株守鄉(xiāng)園復(fù)何有，丈夫東西南北走。偃息不肯履危途，他日艱辛但袖手”。男兒志在四方，不能終生獨守家園一隅之地。平原水鄉(xiāng)固然怡情閑適，崎嶇山路未嘗不是“累并快樂”的人生體驗，走向遠方會眼界大開，在詩人看來，經(jīng)歷了像連云棧道這樣的“危途”，則此后再難的道路也不在話下了。陸元鋐仕宦四川有年，任滿出蜀途中，夜宿寧羌州館驛，夜不能寐，思緒萬千，寫下《宿寧羌州》一詩，其中有“幸當宦游日，未與民為仇。不然捋須錢，豈不猶貽羞”，投宿蜀道古驛，夜深人靜，反思自己為官所為，慶幸沒有與民結(jié)下怨恨，算是問心無愧，頗有唐人韋應(yīng)物“邑有流亡愧俸錢”的為官良知與反思意味。

清代蜀道詩的山地審美與歸隱情結(jié)

山地行旅既是“志”與“力”的考驗，又有渴望致遠探奇的強烈吸引力。這就是為什么古人一旦踏上旅途，一方面發(fā)出“蜀道難”的悲嘆，卻又往往有抑制不住的新鮮感與興奮感，進而有那么多審美的發(fā)現(xiàn)與訴求。清人蜀道詩的主題并不完全是危棧險峰與凄風苦雨，詩人所感知的也并不完全是壓抑與郁悶。相反，因蜀道沿途絕大部分路段地處秦嶺、大巴山深處，原始太古氣息的森林深澗，散發(fā)自然幽香的芳草野花，白云深處的散落民居，枕溪而眠的古道驛館，特別還有秦嶺、巴山之間面積大小不等的盆地川壩田疇煙村，這一切都為多日艱難躑躅于千里蜀道上的詩人帶來美的靈光與審美的心理慰藉。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云生處有人家”，這是唐人不多的山地審美發(fā)現(xiàn)，因詩人杜牧絕妙的詩句而流傳千古。而到了清代的蜀道詩，“白云人家”則成為一普遍的審美取材與情感抒發(fā)。對散落在高山峽谷間散居人家的艷羨與詠嘆，構(gòu)成了清代蜀道詩的又一主題。清代秦巴山地有不少散居的自耕農(nóng)小戶人家，他們結(jié)茅成屋，傍山而居，遠離塵世，耕種山野，自給自足，在蜀道沿線不時可見，常常引發(fā)士大夫的關(guān)注與欣賞。陸元鋐《渡桔柏江》：“菰蒲雨過碧蕭蕭，茅屋人家隔岸遙。才放輕舟風又緊，夕陽正上酉時潮”；瀟瀟雨中，隔岸農(nóng)家的茅草小屋引發(fā)的竟然是詩人濃濃的詩情；而后雨過天晴，夕陽余暉中，江水漸漸漲潮，晚風山嵐中輕舟緩緩南行，在詩人的心中則是最為愜意的情景。乾隆時期名將岳鍾琪一生多次往返蜀道，戎馬倥傯之余，同樣對途中遠離城邑的山地零散民居頗懷向往，其《棧中山半民居》詩：“結(jié)屋高峰遠市塵，閑游麋鹿自相親。白云莫道無心出，日與山家作比鄰”。張澍的蜀道詩大多數(shù)情況下有意回避同時代詩人司空見慣的危峰險關(guān)鏡頭，而熱衷于取材山中小景，捕捉天籟之音，鐘情于山地美妙氛圍的營造。如張澍寫于連云棧道上的《青橋驛》詩：“駐馬問褒斜，春愁醉酒家。閑云垂竹杪，細雨濕桃花。石立何人拜，魚肥少客叉。橋邊聊小步，流水憶三巴”，顯得輕松閑適，詩意綿綿。

清代蜀道詩中，棧道孤旅的寧靜與寂寥意境曾被詩人反復(fù)玩味。蜀道沿線的夜月天籟、古驛炊煙、荒村野店，殘橋野草，都可以引發(fā)詩人的審美趣味。張澍《宿馬道，枕上聽江聲》詩：“雨止月微明，危峰直案戶。樹杪墮歸云，倦寐燈花吐。大聲耳邊來，卻疑風催雨。石轉(zhuǎn)澗奔雷，山深谷嘯虎。轟轟百萬兵，介馬鳴刀斧。狹處逢強敵，追呼生捕虜。一時起鄉(xiāng)愁，悲壯鵑雞舞”。詩人雨夜留宿連褒谷驛站，聆聽驛外山風陣陣，溪水潺潺，太古秦嶺，一片天籟，在詩人看來那是怎樣的美妙情景！盡管蜀道行旅艱難，但不少詩人卻將目光投向蜀道之外，竭力去凸顯山地行旅中的“美麗小景”。在詩人筆下，陳倉飛雪，褒谷雨霽、劍閣夕陽、朝天聞鶯、鳳州春柳都是難得的人生享受。

清代蜀道詩具有豐富的歷史思想內(nèi)涵，體現(xiàn)出多維的山地生命體驗與自然認知。作為中國交通史上“天下極險”秦蜀古道，地質(zhì)時期大自然構(gòu)造運動形成的鬼斧神工地貌，諸多地段河谷深切、懸崖高聳。明清時期，磴道棧閣盤亙險江高峽之上，使得行役履棧者無不感到驚心動魄的危險，可以說每一次蜀道之旅，都是帶有一定危險系數(shù)挑戰(zhàn)自然的生命跋涉，而由行走蜀道自然會聯(lián)想到宦海沉浮的莫測與吉兇禍福的不定，及其人生的艱辛困蹇，加之棧沿線遺留有大量歷史故跡，因而蜀道詩從來就不是單純對道路沿線景觀的自然描寫，而是融入了詩人對自然、歷史、人生及其時代語境的諸多感觸與反思。

中國傳統(tǒng)詩歌美學在山水審美方面也強調(diào)人與自然契合，但這種契合并非彼此融合，而是彼此保持獨立與互相欣賞，“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清代蜀道詩可以看作是在“山地”這樣一個特殊自然環(huán)境中人與自然的相絀與契合的典型，蜀道自然景觀經(jīng)過詩人的生命體驗被反復(fù)渲染，層層傳播流布，因之有了鮮明的人文色彩，被賦予了詩意構(gòu)造，從而完成從自然景觀到人文景觀的演化。

（作者：馬強，系西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蜀道文獻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

《光明日報》（ 2024年08月26日 13版）